《桃花扇》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探析(二)

　　至于昆生与左良玉一事，陈维崧题有《贺新郎·赠苏昆生》一诗，原题注有“苏，曾与说书叟柳敬亭同客宁南幕下”。吴绮写道“也曾向麋鹿台前，貔貅帐里，金谷留连，玉箫迤逗。”两则材料都描述了昆生在左良玉军中献艺的情况。吴伟业亦写道：“忆昔将军正全盛，江楼高会夸名胜。生来索酒便长歌，中天明月军声静。将军听罢据胡床，抚髀百战今衰病。”叙述了苏昆生在左良玉麾下备受信任的生活。昆生身为艺人，地位卑贱，何以贵为左幕上宾?原来“将军目不知书，然性通晓，解文义”，听书唱曲为左的嗜好，所以“柳以谈、苏以歌为幸舍重客”(吴序)。弘光朝立，马士英、阮大铖弄权，倾陷复社人士。左良玉祖护复社，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中途病死。

　　左良玉的败亡，对苏昆生打击很大，竟“削发入九华山”(吴序)。这不仅仅是因为昆生失去了生存依靠，更是因为他视左良玉为知音，“将军已没时世换，绝调空随流水声”(吴序)。历史上的苏昆生并未为救被捕下狱的侯方域、陈定生等文人，不顾长途跋涉的艰苦，去向左良玉求援。总的来看，这一段事实不如剧作所述丰满，但是，孔尚任以苏左交往的历史事实框架为基础，推理敷演出《草檄》一幕，以此作为刻画苏昆生侠肝义胆、勇于牺牲的个性特点及政治头脑清醒的关键性情节，与贪生怕死、不顾家国危难、为了满足私欲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所谓“庙堂”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作品对下层艺人爱国情怀的激赏，使苏昆生形象更加丰满，由此亦可见作家的爱憎选择。

　　孔尚任对苏昆生人生结局的改动是比较大的。文献的史实描述如下：《苏州戏曲志》载：“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苏昆生经吴伟业介绍，至如皋为冒襄家班授曲。”吴伟业为他写信给远在江北的冒襄，竭力推荐。信中写道：“王烟老赏音之最，称为魏良辅遗响，尚在苏昆生。比独身萧寺中，惟兄翁可振拔之。水绘园中，不可无此客也。”经过王时敏鉴定，吴伟业吹嘘，苏昆生名声大振，获得了“当今南曲第一”的称号。之后，昆生的行踪主要仍在江南一带，可从顺康间人的诗文集里找到例证。

　　从笔者目前所见文献的描述来看，苏昆生后半生的经历主要与其唱曲生活有关，没有太多政治瓜葛的纪录。然而，剧作中对于苏昆生人生结局的改编，其实蕴含着作者的故国情怀和遗民心态。剧中弘光荒淫，马、阮售奸，四镇私争，大行亡国之道，即使“北门关键”史可法也常束手无策，面对军心崩散，只会“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左良玉虽握重兵，但“不学无术”，有勇无谋，难以约束部下，儿子左梦庚“自破其城”，落得呕血而亡的下场。黄得功“防贼作贼”，连家将田雄劫持弘光降清，以刎劲自裁。复社干将侯方域等人，虽有才干，国难当头仍耽溺听歌寻妓。当高杰不听其劝时，他便置史可法重托于脑后，拂袖而去。复社名士常自负中兴栋梁，实则动摇妥协，“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俱已出山了”。因此，孔尚任清醒地觉察到封建士大夫阶层难以实现其人生理想。

　　于是，孔尚任将希望寄托在下层艺人苏昆生身上。孔尚任希冀通过塑造小人物的伟大形象来唤醒衣冠们沉睡的民族意识，在国破家亡之际能够抛弃个人私欲，担当起国家兴亡的社会责任。此外，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剧本，其思想情感经历了吊明、颂圣到心灰意冷等一系列过程。这个过程与他的仕途起伏以及对社会政治形势的不断认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特别是他淮扬三年的治河、游历、寻访和生活的曲折经历，加上回京后处于闲曹冷官的境地，使他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利禄之心也日渐淡薄，甚至还产生了辞官归隐的念头。他在《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诗中说：“吾将拂袖归，期翁同登岱!”《和林桐叔归石岳诗》更声称：“鸡肋何足贪，儒冠将弃溺”，表达了自己抑郁不满和厌弃功名的归隐情绪，而苏昆生最终往来“牛盲、栖霞”，以“采樵度日”的隐居生活，正是作者所真切向往和构想的。全剧在苏昆生一曲《哀江南》中落幕，“诌一曲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情恸山河，震撼人心，也是全剧的悲怆情感达到高潮，《桃花扇》曲终人散，而余韵不散，苏昆生悲歌中，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伤情怀和历史意识，传递出明末遗民对于王朝兴替锥心彻骨之泪!

　　尚需指出的是，《桃花扇》对苏昆生性情及生活经历等种种细节的大胆想象与改编，也是基于主角李香君形象塑造的需要。李香君同苏昆生一样，虽为下层艺人，却深明大义、矢志不渝、忠心爱国，有着鲜明的善恶观念和强烈的忠奸意识。《桃花扇》就是孔尚任假借优孟衣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人生理想的沉痛反思——“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苏李终以隐逸来全节，同权势作不屈的抗争，这正是作者为“迷津之人”指出的必由之途。总之，苏昆生作为穿针引线的辅助人物出现，不免要受事随戏转的束缚。但是，作者对苏昆生这一历史真实人物做如此艺术化的处理，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地融为一体，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成就，这也是《桃花扇》能“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的原因所在。(中国文化报/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