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探析(一)

　　《桃花扇》是清初戏曲家孔尚任历经10余年苦心创作的一部名著，塑造了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这一优人形象，传递出作者的遗民情怀和隐逸意识。笔者试以苏昆生人物形象的分析为视角，揭示出孔尚任艺术审美理想和历史态度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创作原则中的表现。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野史、文集、诗集、戏剧等书目，足见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至于剧中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诚如老赞礼在《先声》中说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

　　剧中苏昆生生平及经历如下：他“本姓周，是河南人，寄居无锡”，曾作为阮大铖的门客，当吴应箕“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揭露阮大铖系“崔魏逆党”的真实面目，苏昆生爱憎分明，“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苏昆生自出阮门后，混迹翠馆，教授李香君《玉茗堂四梦》，帮助她定下疏栊之事，成就香君与侯方域的一段姻缘。杨龙友要为香君溅血的诗扇点染桃花，他不厌其烦地采摘盆草，榨取鲜汁，帮助调配颜色。杨龙友求他帮香君寻找侯方域，他更是满口答应，且始终把香君的事情放在心上，不顾个人安危帮助香君传书送扇，即使在战乱纷纷的途中，被人夺去驴子推入水中，他也毅然“高擎书信，将兰亭保全真本。”《修札》一出，左良玉领兵东下，欲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杨龙友请求侯方域假借他父亲的名义写信劝说左良玉，防止其东进，苏昆生和柳敬亭为了道义和责任，主动请缨。弘光朝立，马、阮弄权，捕杀复社文人，昆生千里跋涉武昌军营。左良玉挥军东进，无奈九江城池自破，拔剑自刎。树倒猢狲散，惟有昆生守著左尸首。在山河破碎、家毁人亡之际，保持节操，与柳敬亭隐居山林终老。

　　从剧作的描写来看，苏昆生的籍贯及事迹都十分清楚，且极有可信度，加之作家表明创作的态度为“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艺人苏昆生的事迹似乎就此定格，然而，查考文献，笔者发现，作家不仅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中依据写“兴亡之感”的核心思想进行了艺术化的创造，以苏昆生为代表的次要人物的塑造也同样遵循了这个原则，整个创作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恰如其分又极具个性地表达出作家的兴亡之感。

　　对于苏昆生的原名与籍贯，文献描述如下：《江苏戏曲志》载：“苏昆生(1600—1679)明末清初曲师。原名周如松，河南固始县人。”侯方域《李姬传》：“(香君)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汪汝谦有诗注云：“忽于新安遇吴友苏昆生。”第一条文献称苏昆生原名周如松，河南固始县人，后面两条文献中的周如松却被称为“吴人”，这两位周如松是否同为一人?与剧中“寄居无锡”的苏昆生是否为一人?诗中汪汝谦视苏昆生为吴人，且昆生长期活动在吴地，那么侯生所言“吴人周如松”应当为“河南周如松”，即苏昆生。再查“康熙十三年(1674年)长洲尤侗在无锡见苏昆生，作《莫向樽前歌水调，山川满目泪沾衣》诗”，“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苏昆生病逝于无锡惠山僧舍。”剧中唱“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选优》)无锡的唱口是当时著名的，而苏昆生暮年又是在无锡度过，昆曲大师苏昆生“寄居无锡”顺理成章了。

　　文献的描述表明，苏昆生是一位久居南方的北方人，但作家没有在剧中叙述苏昆生的过往经历，仅仅用“寄居无锡”来涵盖其颠沛流离的人生，言简而意赅，其实隐喻着作者委身侍满、寄人篱下的悲凉遗民情怀，达到写兴亡之感的目的。

　　剧作中，苏昆生因为高超的演技而为阮府门客，事实上，吴绮《南中吕·尾犯序》写道：“那些个五侯池馆争相迓，只落得六代莺花莽不收。抛红豆，叹知音冷落，向齐廷弹瑟好谁投?”意思是说昆生从前为侯门竞相延致，国破家亡后投托无门，并未言明侯门具指哪家。《明史》卷三百八《阮大铖传》载，阮系魏党余孽，罢职闲居南京，仍不忘结交朝绅，网络亲信。时“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而聚集在南京的复社清流名士“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既然阮招纳宾客，苏昆生也确实做客权贵豪绅，何况剧中就连陈定生、方密之、冒辟疆不耻与阉党为伍的复社公子，也要屈尊向阮大铖借戏。作家据此设置了苏昆生为阮大铖招募的情节，既符合历史，也符合艺术需要，以此表现苏昆生虽位卑身贱，但在大是大非前毫不含糊和强烈的爱憎分明意识，这与那些身居高位的“堂堂列公”不啻有天然之别，流露出作者对士大夫阶层的鞭挞和批判及对优人崇高品德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