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中国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二)

　　“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

　　记者：您的父亲叶纯之与李瀚祥、胡金铨并称“香港三大才子” ，一生创作了100多部音乐作品，还参与创建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并出任主任。他的《音乐美学导论》是国内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出任香港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在香港作曲及理论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可否谈一谈父亲对您从事音乐以及作曲事业的重要影响?

　　叶小纲：我父亲的一生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正待遇，但无论作为一位父亲还是作为一个优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或知识渊博的学者，他都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几十年忍辱负重，为国家事业和家庭都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我父亲为人善良，音乐那么温暖，教育如此循循善诱，心念天下，魂系苍生，体现了中国知识界最优秀的个人品质。他永远是我最敬仰的人。

　　记者：您出生在音乐世家，但是成长经历挺坎坷，在“文革”时下放农村，回城后又在工厂里做过6年钳工，即便在那样的环境里，都没想过放弃音乐吗?

　　叶小纲：音乐有时候真需要你有干这一行的天赋，还有就是在那个贫瘠年代，我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做音乐，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我自小就梦想以音乐为职业，展示自我，表达世界。“文革”期间，家里特别困难，钢琴也被抄走了，好不容易弄回来，因为练琴吵，当时家人为了让我弹琴，都只好到阳台上去做事。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大学生，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参加作曲系考试的作品叫《风景画》 ，也许有特殊气质，老师二话没有就把我招上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上海只招5个人，却有500多人报名，全国当时预备招10个，但最后招了31个人，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整整十年，耽搁了太多。

　　记者：应当说77、 78级在整个中国教育历史上都值得重重书写一笔，因为实在涌现了太多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是社会各界的中坚。从1981年首次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开始，您的音乐生涯逐步走向辉煌， 1987年，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至此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委约及参加各类型的国际性艺术活动。您最重要的专业积累是不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那段时光?赴美后为何选择回国发展?

　　叶小纲：其实5年大学的积累也是很长，很丰富的，可以说沉淀很多，坦率地说，现在看那时的作品很不成熟，但当时整个文化太贫瘠，所以比较容易出来，沾了“出名要趁早”的光。留学对于我们“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很重要，因为我们缺了太多，所以留学不光是专业积累，更是人生积累，经历成了宝贵财富。许多留学回国的人现在几乎都成了社会中坚，这是由于“中国特色”形成的。现在的留学生我相信他们将来很多人会选择回国发展，因为这里毕竟是你的国家。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我回国20年，从10年前开始又陆陆续续在美国音乐界形成自己的影响，现在又再回去杀一把“回马枪” ，开这样规模的音乐会。

　　记者：大学时代在您心中现在是怎样的记忆呢?

　　叶小纲：我看自己大学时代的照片，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这是每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应会经历的。前一阵为了拍音乐会广告，我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那么沉重与沧桑，想装都装不出来。这说明现实中的丑恶确实影响甚至伤害了我们每个人。

　　“我只是把握音乐创作的规律，音乐有它自己的抽象走向”

　　记者：北京现代音乐节在您的推动下已走过11年了，非常不容易，每一年都在努力做一些尝试和创新，尽量保持它以学术为基础，对现代音乐的推广和解读，犹如北京国际音乐节，您对于北京现代音乐节，对于在中国推广现代音乐还是有很多思考的。可否谈一谈您对音乐节未来发展的思考?

　　叶小纲：坦率说感觉心力交瘁。每年办完我心里都对自己说，明年再办，我就是个大傻瓜、王八蛋。然而到了来年，因为身不由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办下去。大家觉得这个音乐节很成功，为中国音乐发展作出了贡献，培养了一大批音乐爱好者与青年音乐家，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努力，功德无量，等等。但谁也想不到我要遇到多少障碍和艰难险阻，简直是一场人生抗争，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来了。也许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宣布：“再也不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