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中国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三)

　　记者：北京现代音乐节“青年作曲家发展计划”很有意义，国家大剧院这两年也开始青年作曲家扶持计划，但是为什么现在很难看到好作品也很难有年轻的优秀作曲家跳出来，难度在哪里?

　　叶小纲：我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学生能够意会到我的一些“暗示” ，这种暗示有时候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经常会给老师惊喜，这是实话，而现在的学生给我的惊喜却不多。社会喧嚣，人很盲目，与我们那个时代差别很大。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能说现在就比过去差，我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多花时间学习，想些哲学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问题、社会本质问题。我觉得有时网络上对国民整体素质状况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比如前阵舆论形成“80后”一说，意思是“80后”会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希望和担当。但是多年过去了，我觉得“80后”这一代沉默了，很遗憾。我没有看到太多出色的“80后”在推动社会全方位改革，和在文化、教育、科技、艺术、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等全方位领域的人才丰收，那么“90后” 、“00后”呢?我国全体公民能有机会看好他们吗?当然，我有些悲观，我希望是自己的眼界狭窄了，宁愿是自己落后于时代。

　　记者：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在创作上冼星海和丁善德对您影响最大，为什么?

　　叶小纲：真正对我影响大的是贝多芬、瓦格纳、巴赫、勃拉姆斯。他们是音乐至圣，人类精神世界的至高无上。冼星海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在西洋作曲技法中国化的成就。从广义看，贝多芬、瓦格纳、冼星海是民族的，他们所表现的民族英雄主义的悲怆、壮丽、愤懑和倔强却是全人类的。我是期望自己能对贝多芬、瓦格纳英雄主义和冼星海旋律主义有些继续，只是期望而已。我国当代音乐家的前辈们都是经历将西方音乐风格、技巧引入自己的创作，结合民族音乐的魂魄，最终形成自己的特点。

　　记者：如何表达叶小纲的创作风格?

　　叶小纲：或许是成长历程和多元文化背景使我的音乐有些特别之处。我的音乐创作，一般不会把个人情绪放进去，我只是把握音乐创作的规律，音乐有它自己的抽象走向。听众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懑的人、浪漫的人，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愤世嫉俗、呼天抢地、对时代心怀不满的人。音乐就是音乐，她有发展的自我规律，她是美丽的、美好的、天真的、励志的、温暖的，能滤去世间的尘埃，将撕裂的心胸抚平，缝合滴血的创伤，把人世间的悲伤稀释，为绝望的灵魂重塑信心，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宽容与仁慈，永远鼓舞人心。我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凛然绽放于中国文化的天空，发出高质、独立、有担当、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声音，为后人留下时代美好的记忆与特色。

　　记者：最后谈一下您对这次赴美音乐会寄予什么样的反馈与期望?

　　叶小纲：我不会寄予什么反馈与期望，或想怎么着。美国专业乐评人对我的介绍写得非常好，我很感动。美国音乐界很公平，好的就表扬，差的就批评，人人都有独立观点，直言不讳，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个人很随性， 20年前突然决定回国，现在又大张旗鼓回美国开音乐会，都是一霎那灵智闪念。我第一次在林肯中心留影时一丝念头闪过：“总有一天我会来这里开音乐会。 ”那是1978年的事了。我今年初在大都会看一部英国新歌剧，这部歌剧的宣传可了不得，但我看了却很失望。当时想，我的歌剧一定会在这里成功。看这个预感将来能否应验吧?我的预感常会成真，多年前我在上海街边偶尔买了海岩的《玉观音》 ，其实我从来不看流行小说，那天却一口气看完，看后想，这故事要是拍电视剧，导演不找我写音乐，那一定是傻瓜。果然，两个星期后，导演真找来了!还有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尽管从来没人找我写音乐，因为组委会有无数选择。但我内心觉得不可能把我绕过去。到离开幕式只有几个月了，组委会果然找来，让我写郎朗弹的那段《星光》 ，导演一听我写的草稿，就对我说：小纲，你介入最晚，但最靠谱!要说我听了这话不高兴，那是瞎说。现在这两部作品都成了我的代表作，今年我参加美国方面举行的一个活动，我一推门进去， 《玉观音》的音乐轰然而起，让我感动异常。我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理想和多年热爱我音乐的朋友们。(中国艺术报/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