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崇高艺术理想 塑造国家艺术形象(二)

　　王立民(中央歌剧院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作为一个歌剧的老演员，作为一个评论员，我感觉整个国家艺术院团在这次展演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设计策划到舞台展示，方方面面都具有代表性、导向性，看了以后很震撼。

　　中央民族乐团的《印象·国乐》整个构思很奇妙，声光电变化万千，吹拉弹奏高端大气，我看了以后马上写了一段文字，其中说：有一种文化叫国乐，有一种历史叫国乐，有一种回忆叫国乐，有一种情绪叫国乐，有一种沧桑叫国乐。

　　中央歌剧院这两部戏，在我们中国歌剧史上是划时代、历史性的，把瓦格纳的歌剧引入中国歌剧史，俞峰院长及其团队是开拓性的。我最感欣慰是我们在歌剧舞台上有新戏新人新气象，很多演员小荷露出尖尖角，很多都是80后、90后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交响乐《劳动创造幸福》，看了以后很亲切。这些年来，在舞台上歌颂劳动，歌颂蓝领的好像不是很多。倾情歌颂劳动，这台音乐会是一个创造。

　　我在歌剧院已经将近30年，过去有句老话十年磨一戏，今天这个信息社会瞬息万变，十年磨一戏，从市场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艺术作品的产生，像西洋歌剧发展了400多年，创作出几万部歌剧，而沉淀下来的，也只有几十部而已。我们每年或者每两年搞的艺术展演推出的这些剧目，不能说演完了以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应该千锤百炼锻造精品。一个东西要成型，要震撼人的心灵，一定要规格严格，你的唱、你的手眼身法步，每一个旋律、每一个吐字都要功夫到家。功夫有没有，一张嘴、一个水袖就能看出来。

　　王湖泉(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歌剧院这几年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作品。瓦格纳这三部戏，每一个相当于别的作曲家两部戏的量，工作量在那儿，但是针对排练的时间，还是那么短。其实中央歌剧院这几年不断突破自我，勇攀高峰，和国际接轨，想打造国家一流的院团形象。但我们的排练时间太短，真的太短。院团招募了很多签约的演员和演奏家，得挣钱养活这些人，不可能把创作时间留得很充分，因为要走市场，每年我们还都要有三台新剧出来，压力很大。

　　刘麟(《木兰诗篇》和《中国梦随想》的词作者)：立民说十年磨一戏，《木兰诗篇》经过十年还能演，还具有生命力，作为一个作者，我感到很高兴。当初提出搞木兰题材的作品时，已经有地方戏、有好莱坞的电影了。我们用歌剧形式怎么表现?我就反复读北朝乐府《木兰诗》，一句句读，从字里行间读，一共六十几句，一开始我读它的语言的简洁、结构的严谨、叙事风格的质朴，到最后我从字里行间读出来，60多句里面只有一句写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样我读出了中国的国民性，中国人不愿意残酷的战争发生在这块土地，不愿意描述战争的残酷!读到这儿，我豁然开朗，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应该是呼唤和平!

　　歌剧的民族化，我也深有感受。《木兰诗篇》进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后，我作为一个作者，被请到包厢，看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爱乐合唱团表演。他们一开口，我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完全用汉语拼音在唱合唱，我完全听得懂。我感觉很多我们的创作者，把自己的母语丧失了，写出来的东西，语汇结构是西方的。在《木兰诗篇》里边，作曲家用了中国民族的东西，以这个为核心。一开始就带着浓郁的河南地方风味，就是戏曲里面提炼的东西，中间的完全就是中国化的东西。经历十年磨炼，今天重新上台，作为一个作者，非常感动，也非常庆幸。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天空。

　　国交展演的《中国梦随想》，我感觉作品的面貌还没有完全出来，就给评委去评论了。这个作品应该更成熟一点。原来我搞音乐文学，很多作家邀请我写中国梦，我婉言谢绝。去年的秋天，关峡跟我谈《中国梦随想》交响合唱的创作，我同意了，我说这个事情值得一干，为什么?作为中国梦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是发自于我们人民内心的一种感情，这个东西不是写一个小歌、说几句话就能负载。

　　于庆新(《人民音乐》高级编辑)：在文化部主办的演出季，我比较多、比较系统看节目还是第一次。我感觉确实体现了几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传统，还有一个就是中西兼顾，还有努力创作推出新人。这些节目确实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准。另外，文化部对评论的安排，也体现了对创作的重视。

　　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一个国家音乐事业发展的龙头。这几台节目当中，创新的节目居多。《印象·国乐》最开始有争议，我开始坐在那儿，前半个小时，脑子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乐团本身要靠音乐说话，演奏家靠你的演绎来说话，都站起来说话，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当时就这么想。但是随着整个音乐的高潮迭起，加上各种声光电、舞美，我就被打动了，甚至到最后掉泪。我就想，一个艺术，成功不成功标准是什么?最重要就要打动人心，让你感动，让你流泪。中央民族乐团既高雅，又不脱离群众，注意通俗，又不低俗媚俗，这条路特别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