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三杰”华彦钧、刘天华、吕文成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二胡艺术(二)

　　1922年刘天华应聘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任教后，为提高和丰富二胡演奏技法，向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长达9年时间，有意识地从西洋音乐中吸取有益的养料。

　　这期间，他对制作二胡琴筒、琴杆、琴轴、琴码、弓子等工艺选料及定弦、揉弦、换把等演奏技法进行了革新，使二胡的表现力明显地得到了提高。

　　与此同时，他结合二胡演奏技法的改进，于1915年蕴酿创作《病中吟》开始，陆续写作了47首二胡练习曲及乐曲《月夜》、《空山鸟语》、《苦闷之讴》、《悲歌》、《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从这些乐曲中可以看出，刘天华是一位富有深厚文化传统和民间音乐基础，又十分善于巧妙地借鉴西洋音乐技巧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具有独创性，其旋律流畅生动，手法简炼朴实，音乐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感人。通过他的创作和演奏革新，把二胡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二胡成为专业化的独奏乐器。

　　吕文成(1898—1981年)是一位有“二胡博士”美誉的音乐家。

　　他在二胡、高胡、扬琴演奏及广东音乐创作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尤以二胡、高胡的改革及演奏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创作的《步步高》、《平湖秋月》、《渔歌唱晚》等名曲早已蜚声海内外，然而我们以往对他在二胡艺术上的成就却重视得不够，对他的历史地位也肯定得不够。

　　吕文成的二胡艺术成就与他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度过是分不开的。他从1901年(3岁)至1932年一直随父从广东中山县旅居上海。他自幼喜爱音乐。在沪的30年间，他向人学习二胡演奏，熟练地掌握了江南丝竹中的二胡演奏技巧。并于1919年参加上海有名的中华音乐会。20年代又与广东音乐家尹自重、何大傻等人组成粤乐组，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演奏广东音乐，还与小提琴家司徒梦岩合作同台演出。这些活动，使吕文成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民间音乐与西洋音乐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对二胡进行了改革，突破了传统二胡的局限性。

　　首先是把传统二胡的琴杆适当缩短，将二胡外弦的丝线改换为钢丝弦，并将传统二胡的定弦提高四度，与小提琴的二弦、三弦的定弦相同;还把音域扩展到二、三把位，自由换把，发展了滑指、走指、擞音等技法，创制新的乐器高胡。最为突出的是，他将琴筒夹于两腿间拉奏，因为两腿可以自如地控制音量、音色的变化，使得高胡风格华美流丽，音色明亮清脆。

　　吕文成1926年赴广东巡回演出时，运用他改革的高胡演奏广东音乐，代替了原来广东音乐“五架头”中二弦的地位，而成为主奏乐器，使广东音乐这一乐种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步步高》等正是为了发挥高胡的演奏技能而创作的乐曲。30年代后，吕文成定居香港，专事粤乐创作和演奏。经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使他在技艺上日趋成熟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吕文成改革创造的高胡，已在全国各地各种编制的民族乐队中广泛运用，极大地丰富了乐队的表现力。这是吕文成对发展二胡艺术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与华彦钧、刘天华并驾齐驱的20世纪中国“二胡三杰”之一。

　　“二胡三杰”的出现，乃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必然现象。20世纪是中国音乐历史长河中十分重要的阶段。持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本世纪初崩溃解体，引起了文化的转型。这期间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二胡三杰”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机遇。这三位二胡杰出人物，虽然在所处的文化环境、成长际遇、师承关系、艺术活动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因素，促使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趋于成熟。

　　这些共同点是：

　　第一，“二胡三杰”都先后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

　　在他们悟事之时，都经历了20世纪初叶的两大政治事件。一是1911(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震撼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二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华彦钧、刘天华、吕文成在这历史性的变革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自由解放的思想的影响。这对他们的艺术生涯，包括演奏和创作均带来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