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生命虽然有长有短,但纵观他们在二胡艺术上的成熟和辉煌时期,不约而同的都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天华在30年代初因收集民间锣鼓音乐,不幸染上猩红热而英年早逝,终年只有37岁。华彦钧和吕文成虽然分别活了58岁和83岁,但他俩对二胡的改革成就和创作上的精品,都主要产生在这一时期。特别是“二胡三杰”创作的二胡及高胡曲,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可以说,经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华彦钧、刘天华和吕文成,在艺术上的创造,无不受益于时代的给予。
第二,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和发展,具有巨大的艺术能量。每一个时代有作为的音乐家,都会从传统音乐中吮吸丰富的养料。华彦钧、刘天华和吕文成也是这样。他们都从
孩提之时起直接受到传统音乐的熏陶。特别是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华彦钧自幼就生活在农村和道观,以道教乐手和民间音乐艺人为师,学习各种传统音乐。刘天华在江阴和常州的中学教音乐时,便抽出大量时间向各地的民间音乐家学习二胡、琵琶、古琴、三弦拉戏及昆曲等,还经常到江阴涌塔庵学习佛教音乐。1930年他为京剧名家梅兰芳记录唱腔,编成《梅兰芳歌曲谱》一册。他的不幸早逝,也是因赴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罹病不治所致。吕文成也是浸泡在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和粤曲演奏演唱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仅二胡、高胡、扬琴的技艺娴熟,而且还擅长演唱粤曲“子喉”。他演唱的《潇湘琴怨》、《燕子楼》、《离天恨》等曲目,情意缠绵、悠扬抒情。这对他创作的由高胡领奏的许多广东音乐乐曲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富于歌唱性的广东音乐乐曲,可以听出,有不少是吸取的粤曲唱腔旋律,有的甚至就是模拟唱腔发展而成。
第三,20世纪初始西洋音乐大量传入中国。中西音乐的融合,是促使中国音乐在20世纪转型的因素之一。
“二胡三杰”的演奏和创作,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刘天华16岁时在江阴的中学参加军乐队,吹奏小号,开始接触西洋音乐。如前所述,他在北京的10年间(1922—1932)从未间断学习小提琴。同时,他还很重视西洋音乐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努力从中借鉴外国乐曲的音乐结构及表现方法。在他创作的二胡练习曲及乐曲中,明显地吸收了西洋音乐的经验。吕文成将二胡改革为高胡,从将外弦改为钢丝弦到把定弦提高四度,无一不是受到小提琴的启示。从他创作的《步步高》等乐曲中,也可看出其曲式结构及旋律发展手法,均有借鉴西洋音乐的因素。华彦钧虽未直接学习过西洋音乐,但从他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接受能力来看,从接触当时的唱片及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中,也许会间接地受到一些外国音乐及新音乐的影响,并有机地吸收到他的创作及演奏中去。
“二胡三杰”的这些共同特点的形成,归根到底乃时代所使然。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从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出发,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克尽所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二胡艺术在20世纪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华彦钧、刘天华、吕文成“二胡三杰”对20 世纪中国二胡艺术的贡献,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二胡艺术遗产,还在他们直接培育或积极影响下,造就了一批从事二胡艺术的人才。成长于三四十年代的二胡家,成了这一时期传播和发展二胡艺术的中坚力量。二三十年代有陈振铎、储师竹、蒋风之、刘北茂、陆修堂、刘天一、朱海等人;40年代有王乙、丁、黎松寿、俞鹏、张锐、朱郁之、闵季骞、段启诚、刘明沅、张韶、陈朝儒等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承袭了二胡三杰”的优良传统,不仅在二胡演奏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在二胡教学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培养了一些后起之秀。
高胡 高胡又称粤胡、南胡。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将二胡习用的丝弦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