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间杨荫浏谱就了绝唱(二)

　　音乐史是一门包罗了许多学科门类的专业，如考古专业、历史专业、律学、乐学专业、乐器和器乐专业，以至于社会学、哲学等。特别是在中国，它同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几乎都有联系。以古琴为例，我们要想到为全世界负责，因为人类音乐史上最古老的音乐(仍旧保留下来的)之一就是琴乐。现在的情形是今不如昔，许多青年人的学术水准在急剧下降，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现象……

　　中国音乐中根本没有“齐奏”，只有“合奏”。“齐奏”是一些不懂中国音乐的人提出来的。在“合奏”中，笛子要深刻，笙要烘托它……一首乐曲演奏始终是旋律性非常强的合奏。这同西洋不一样……同时，中国音乐节奏的转换非常丰富，是西洋音乐(器乐)所不能替代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随学校到了南京。美国哈佛大学请我去教中国音乐史，同时研究中国音乐。尽管待遇很高，他们也出于诚意，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脱离了中国音乐的实际环境就无法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学生们给我的启发，也是我一向坚持的看法。

　　讲完这次课，杨荫浏的身体就逐渐不好了。1981年，乔建中研究生毕业，1982年成了音乐研究所的正式成员。这时，每天他能看到杨荫浏坐在由保姆推着的轮椅上，到处转一转。

　　而今名声在外的田青是杨荫浏的最后一个学生。在考取杨荫浏研究生之前，田青在黄翔鹏带领下，拜访了杨荫浏。他回忆说：“第一次到新源里看杨先生，是一个夏天，热极了。马路对面现在是意大利餐厅，那时是种白菜的菜地，刚浇了大粪。热天苍蝇在嗡嗡的飞，乱轰轰、臭烘烘的。我心里想，我心目中的泰斗杨荫浏竟然住在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听说杨先生有一篇关于‘燕乐’的文章，但就是查不到。见到杨先生，向他请教这篇文章。他矢口否认：‘我没有写。’弄得我不知道下边怎么办了。”

　　田青一共上过杨荫浏三次单独课，每次都是听杨荫浏臧否音乐界名家。杨荫浏骂人最刻薄的话就是方言很重的四个字：“不懂音乐”。当时有人批评邓丽君是“靡靡之音”，是“资产阶级”，杨先生说：“邓丽君才不是资产阶级呢!交响乐、歌剧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瞧不起邓丽君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跟着资产阶级说呢?”

　　多年后田青说：“杨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治学的态度和方法。”

　　后人可能推翻他，但没法超越他

　　另一位杨荫浏的学生，是薛艺兵。杨荫浏没有能够给他很好地上课，因为薛艺兵入学后，杨荫浏已经82岁了，身体不好。当薛艺兵准备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1984年2月，杨荫浏去世了。这位大师去世后，薛艺兵怀着景仰和伤感，协助所里其他人把先生的遗体抬出家门。

　　这样一位兼通中西的国学大师，家中并没有丰富的藏书。薛艺兵在杨先生的红木书架上，只看到一套《二十四史》和别的古籍。因为杨荫浏从来不保存图书。他看书，一边做笔记，一边在书上批注得密密麻麻。书看完了，书的要领全部烂熟于心。然后，他把书当废品卖掉。有人在解放初的书摊上，经常看到杨荫浏卖掉的书。

　　薛艺兵说，杨先生是“两通”，兼通“史”“论”。在“论”方面，杨先生成就最大，没有人能超越他。“杨先生在音乐史学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但是，杨先生的方法基本上是西学的方法。他从小学习民间音乐，学习昆曲、锣鼓、琵琶。但他在教会学校，对西洋的教会歌曲和作曲方法也很精通。他的史稿，朝代体系当然借鉴了国学的史学传统，但从体例来看，却不是像国学那样引经据典来考据源流。他的研究，有特别细致的分析，包括对民间音乐，每个乐器几分几厘，他在拍照时都放个尺子，录音时要测音，完全是西方人研究分析的方法。”

　　“杨先生的功劳在于，他第一次收集了这么多的文献，第一次把中国音乐历史从古到今梳理了一下，摆出一个现成的轮廓来。而且，里头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第一次提出来，这谁都比不上他。后来的音乐史学，基本上都在杨荫浏体系里面。杨荫浏是个丰碑，没人能超越，因为以后的学问不再那么做了。现在的学问越做越深，但没有谁能把整个‘通史’做下来。古人没做过杨先生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以后可能会推翻他，但是没法超越他，已有的成就就是这样。不可能从整体上宏观上造出另外一个丰碑来。”

　　杨荫浏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悼念活动，因为他的国际地位以及在国内的影响力，中央政治局送了花圈，中央的几个常委都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