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间杨荫浏谱就了绝唱(三)

　　音乐大师五谷不分

　　搬到北京后，杨荫浏和大家住在一个楼里。他的办公室不关门，各家小孩子跑来跑去，都愿意上他屋里看看。下班后，孩子们上他屋里玩。他很喜欢小孩，小孩对他也蛮有感情。

　　春天、秋天的郊游，无论香山还是颐和园，大家都去。杨荫浏买了一台照相机，每次远游，总把相机挂在胸前，开心得不得了。

　　杨荫浏充满了天真童趣，他跑来跑去，跑到他认为合适的距离按动快门。遗憾的是，他眼睛不好，冲印出来多数是虚的。当时的口号是“多快好省”，大家打趣杨荫浏是“少慢差费”，因为他拍摄洗出来的胶卷是一大堆废品。

　　20世纪60年代初，20来岁的乔建中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学生到研究所查阅资料，他经常看见杨荫浏跟曹安和在大楼跟前弄花弄草：“我对老先生很羡慕，看他们闲情逸致，出出进进。可惜没有什么交往。”

　　书斋里长大的杨荫浏被下放到干校，就闹出不少笑话。研究所刘东升曾回忆说：“杨先生五谷不分。麦子韭菜不分，稻子稗子不分。有时走到路口，他分不清是草还是粮食作物，生怕踩坏了什么，又说不清楚，他常常十分认真地嘱咐我们：‘哎，走路要小心地上的植物!’有一种玉米种，结白色的颗粒，食堂常用白玉米粉做粥喝。我们问他：‘杨老头儿，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吗?’他喝了一口，品味半天，说：‘大约是多种粮食的混合物，很好吃’。”(见贺黎、杨健《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三驾马车

　　千古绝配

　　音研所成立之初，领导班子号称“三驾马车”——吕骥宏观把握航向，李元庆协调和管理，杨荫浏是业务核心。这三个人，大约缺了谁，都不可能有后来音乐研究所的辉煌。

　　关于吕骥

　　在音乐研究所建设上，吕骥代表了正确的方向。音乐研究所的创意来自他，基本的路线也是他确定的。而且他对民族音乐真的是有感情。可以说，他比很多同时代的大音乐家，更懂得建设中国民族音乐学。

　　现在被誉为“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是吕骥抓的，他首先想到民歌集成，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行动了。这个眼光太厉害了。他要编一本民族音乐学的教材，也就是《民族音乐概论》，这是他提的创意。他要编一套《中国古代音乐史》，要编一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而第一本《中国音乐辞典》也是他提出来的，甚至包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琴曲集成》都是他的主意。

　　——研究所第五任所长、学者张振涛

　　关于李元庆

　　当音乐研究所确定第一任所长的时候，按照党的干部优先这样的原则，组织上可能更愿意叫李元庆担任。但李元庆从全局考虑，认为杨荫浏比自己更合适。

　　李元庆在学术上是可以非常有出息的，他的《管子研究》到现在都是“乐器学”文章中相当有分量的一篇。但他为了杨先生甘愿放弃，完全去做行政工作。但也正是他理解如何做学问，所以他做的一切，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干部所能做到的。

　　——研究所第五任所长、学者张振涛

　　李元庆在研究所，很好地执行了吕骥的音乐思想，可以说是音乐研究所的奠基人。而杨荫浏是引领者，学术上领跑的人，也是开拓者。研究所从呱呱落地，有了自己的生命，到不断地旺盛，这是基于李元庆整个打好了地基。而他跟杨先生合作，又以他的素养与他的人品，保证了杨先生这样一位第一流的学者，能够在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下面叱咤风云，纵横捭阖。

　　——研究所第四任所长、民歌专家乔建中

　　因为吕骥、杨荫浏、李元庆形成的“铁三角”关系，既有吕骥敏锐的政治触角和资金保证，也有李元庆的协调护航，所以杨荫浏这艘“学术巨轮”乘着“音乐研究所”的东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成了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最令人瞩目的风景。沿着这个航道，不少学人在杨氏大旗的猎猎风中，孜孜不倦地求索，从而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音乐学学派。(刘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