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普通人铸就了辉煌(二)

　　虽然是采购，但有的可以“采”到却“购”不到。对音乐图书采集工作热心的李文如并不甘心，他就采取“复制”的办法丰富音乐研究所的馆藏。当时有了“晒蓝技术”，李文如说：“在纸上刷一种药水。拿原书放上去，在太阳底下一晒，蓝底白字的书页就出来了。”

　　作为非研究人员，搜集音乐图书需要的是事业心而非功利心。在那个时代，图书不会上门销售，都需要李文如到书店去跑。自己不研究不使用，干吗要下这个工夫?但是李文如不一样，他说：“收藏这些书，我就想着怎么能让研究所的资料室在世界上闻名。无论油印的、铅印的，还是我晒蓝复制的，最全。这些个事儿都是我自己脑子里头想的，我就是希望研究所能办成收藏最丰富的音乐研究所!”

　　那时候，音乐研究所在城外的十间房，李文如回忆说：“我跑到城里头来，好家伙，多老远啊!我得转书店，找。但是我有兴趣，所以能把它收集多了。你要没这个兴趣，爱买不买，我不是也拿工资吗?”

　　李文如买书，一种一般都买三本，甚至四本。其中，有出借的。一本搁到库里保存，一般不给读者拿走。如果只有一本，读者要使用，设法复印。李文如说：“复印完了，我把它装订起来，搁到头儿里，出借。争取做到，读者想看什么，我这里都有。”

　　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十年里，图书采购员、装订员李文如数十年如一日，让大量破损严重的古旧图书和刊物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不过，李文如最重要的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380万字的煌煌巨编，2005年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音乐研究所人骄傲于他们的资料，那么，李文如的这种“资料跑捡精神”就应该成为他们骄傲的资本。在很多年里，大家都知道李文如在编这些目录，但是他不是在大家的期待中完成了成果，是在大家无意关注的前提下，给了世界一个惊喜。

　　李文如的一辈子除了在“运动”中浪费的时间，其他都默默地花在了100年间音乐期刊的搜集与编辑上。当他编好《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十年里，李文如和大学者们也结下了友谊。让著名学者李纯一念念不忘的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日子里，李文如一如既往地和自己交往。李文如回忆说：“他有时候需要让我找个什么书，我就想尽办法给他找去。我经常上书店，跟书店也熟，谁看见这个书的时候通知我，我就给他买了送去。”

　　李万鹏·录音师、技工

　　我这台录音机和研究所一起转动

　　1930年，李万鹏出生在保定。小时候因动手能力强，人送外号“李万能”。1953年2月，李万鹏到天津进了音乐研究所工作。那时，所里只有两三台录音机，坏了没人修。李万鹏一来，就修好了。领导说：“这小伙子不错，你就安心在这里工作吧!”

　　管平湖是古琴研究会旧人。李万鹏说：“他这个人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的人都接触，共产党需要经费他也给，和周恩来还认识。管平湖琴弹得挺好，我给他录过《高山流水》。他把谱打出来，我就给他录。”

　　20世纪50年代全国民间音乐调演，持续一年多。那是个红火的挖掘民间艺术的黄金时代，李万鹏整天在戏院待着录音，不愿意漏了任何一个。各省市来的表演团体、部队文艺团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演出，有什么乐队，要什么设备录制，李万鹏都最清楚，然后他就跟着演出、搞录音。

　　李万鹏说：“杨荫浏不管技术工作，但录音他也找我。我给曹安和录过不少琵琶曲。跟着采访队出去录的也不少，云南、西安我都去录过。简其华去新疆，我给他做的机器。张淑珍是技术方面组长，我跟她去五台山，还录山西民歌。我爱好音乐，尤其爱好民歌。那时一天录很多，老艺人唱歌真不错。”

　　1954年到1955年，研究所没有多少经费，但还是通过北京市交电公司从东德订了六台录音机。但是，德国进口货到中国不能用，是半完整的，只能录不能放。要听，还要戴上耳机。李万鹏研究的结果是磁头不行，他就开始造磁头，终于改造了德国的六台机器，大大缓解了研究所设备的压力。大家出去采访，都用李万鹏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