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普通人铸就了辉煌(一)

　　7000个小时的传统音乐档案是怎么录回来的? 20万册的音乐图书资料是怎么搜集来的? 资料员为何都甘愿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百岁老人蒋凤英为何赢得研究所人的尊敬?

　　退休时，唱片四万张、录音带七千盒

　　张淑珍·音乐档案组负责人

　　张淑珍1953年随研究所搬到北京的时候，才21岁。一到北京，在研究所工作的丈夫晓星就率队到山西河曲采风走了。张淑珍一个人带孩子，她记得，李元庆领导下的研究所，所有人都能心往一处想。领导号召干什么，大家自然就去做了。

　　晓星从山西回北京不久，张淑珍去太原采访“山西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这是1954年。多年后张淑珍说：“山西戏曲有的已经失传了，这时候恢复上演，我们录了音。”因为晓星一行到河曲采风没有带录音机，为了弥补遗憾，张淑珍还专门补录了河曲民歌。

　　张淑珍记得所有人贯彻的主要思想就是李元庆强调的“积累资料”的思想。李元庆号召大伙，要明白研究所的任务：一个是出研究成果，一个是积累资料，而积累资料是必须要做的。20世纪50年代，传承了古老民族记忆的好多老人年纪都大了。李元庆说：“现在不抓紧收集到的话，将来这些宝贵的东西就失传了。大家要有一种紧迫的、抢救的思想在。”

　　张淑珍说：“领导经常讲，我们无形中有一种自己肩上担着重大责任的心态，不计较条件，能够搜集来的尽量搜集、拼命往所里搜。‘抢’和‘救’，把消失的音乐拉回来，是这么一个心态。我们努力多搜集一些东西，让全国各个音乐单位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想要用的都能够用上。经过一段努力，研究所的资料保存情况被公认为是比较多比较全的。好多音乐单位都上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

　　张淑珍尽快融入了研究所的团队。1957年4月，她与何芸、简其华结伴离开北京，“五一”前到了贵阳，去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州苗寨采风。三个人直接到老百姓家里去采访调查。因为来不及记谱，主要采用录音的方式。他们汲取了河曲采风经验，要了解民歌跟演唱者生活的关系，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唱?为什么是这个词?为什么是这个调?”

　　在贵州基层工作了5个月，他们才回到北京。回来就完成了两本书，一本《苗族芦笙》，以简其华为主;一本《苗族民歌》，以何芸为主。

　　为了做到对全国各省的民间音乐心中有数，音乐研究所首选湖南省展开了全面普查。张淑珍说：“对湖南全省民间音乐进行普查调动了很多人力，杨先生领着去的，花了很多时间。我没去，当时得有人看家，都走了也不行啊。回来以后要出书了，他们说：‘你得写一篇。’于是，把有关资料文字给我，我写了《新民歌和歌舞》。”

　　1959年的一天，李元庆找到张淑珍说：“上海唱片厂要销毁一批唱片，挺急的，你现在赶快走，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匆忙买了火车票，第二天，张淑珍带着一张介绍信到了上海。没人接站，她直接找到了唱片厂。映入张淑珍眼帘的是，厂子在户外挖了一个大坑，无法计数的旧唱片堆了很高准备销毁。销毁是为了用原料加工新产品。张淑珍从中选了一万多张，运回研究所保存。

　　研究所成立了“资料室音乐档案组”，一共四个人，张淑珍担任负责人。张淑珍没有辜负李元庆的期望，她说：“弄得像样一些，打个好基础。我退休的时候，唱片有四万张，录音带七千来盒。”

　　李文如·图书采购员、装订员

　　李师傅完成了380万字巨著

　　“李师傅”是音乐研究所的人对李文如老人的称呼。1924年李文如出生在河北枣强，他的父亲从小在北京琉璃厂装订古书，后来是北平图书馆的普通工人。李文如14岁也去琉璃厂古旧书店当了学徒。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20多岁的李文如处于半失业状态。研究所需要个装订书的，孔德墉就到琉璃厂打听。经人推荐，李文如于1954年进了研究所，担当图书采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