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李喆的一天(三)

　　在英国迎来崭新音乐世界

　　李喆到英国的第一年，回国，不是伦敦交响乐团推出了针对年轻音乐人才的“精英计划”，在英国四个音乐学院里选出20人参加伦敦交响乐团的工作，小提琴的名额只有三四个。在国内一路首席的经历让李喆信心十足，年轻气盛的他决定去报考，但是老师尼曼劝他不要去，李喆不听，结果被刷下来了，尼曼只说了一句话“take time”(慢慢来)”。接下来的时间，李喆拼命练琴和学习语言，还进入了学校乐团当首席，第二年“精英计划”又要招两把小提琴，李喆再次参加了考试，此时的他没有了之前的狂妄，很顺利就考上了。不过李喆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考上了，尼曼笑了笑又说了一句话，“你回去听听录音。”尼曼上课有一个习惯，每节课都要拿磁带录音，李喆就把两年来所有的录音都听了一遍，终于明白了，“英国人非常在意一个人在乐团演奏时的拉法和风格，我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的风格符合他们的传统和审美。”外混不下去

　　不久之后尼曼就患了肺癌，最后一次上课时尼曼对李喆说：“我知道你这两年进步很大，但是在当今世界上有很多很好地演奏家，你如果要脱颖而出还需要勤奋的练习”，老人的话语非常朴实却异常诚恳。尼曼看了看李喆的谱子，说你的谱子不太好，于是拄着双拐，颤颤巍巍的挪到他装满乐谱的柜子前，慢慢蹲下来拉开抽屉，拨拉两下就找到了乐谱，再颤颤巍巍地交到李喆手中早上8点，BSB的校车准时停在了小区门口，娜娜和其他孩子陆陆续续上车。这时远远走来一个瘦高的外国大男孩，戴着左右有两个滤毒盒的最高级别的防毒口罩一幕他毕生难忘。

　　尼曼去世之后，跟随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戈顿·尼克里奇学琴，第一次给他拉琴时，戈顿手上一直忙着卷烟卷，拉完后半天他放下手里的活儿，慢条斯理的说;“我从你的声音里没有听到表情”。当时就愣了，什么叫“表情”?戈顿便起身给李喆说这孩子几乎天天这样，前一阵雾霾最严重的几天，他还看见有外国人背着氧气罐在路上走，娜娜学校做示范，弓子一下去李喆立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同样的几个乐句在的他的琴声中听到了特别丰富的情绪，“如果说林耀基教授给了我一把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的钥匙，戈顿则把我带到门外，让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李喆这样评价戈顿对自己的影响挺优秀的外籍老师最近也被雾霾吓回了国。“欢迎你来”

　　在英国两年李喆和丁敏一直是两地分开的状态，两人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电话，每到放假李喆就往中国跑，那时李喆送丁敏的礼物就是厚厚的一摞电话卡。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不分手，要不想办法在一起。最终李喆想到一个办法，一边到北京的气候生存环境如此令人担忧，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加拿大大学上学，一边办移民。那年的圣诞节李喆带着小提琴飞到，一下飞机他就被零下27度的气温冻傻了，李喆被安顿在一个朋友家，没有床就睡睡袋，被警告暖气不能开太大，又被冻了一晚上。早晨五六点李喆爬起来到室外哆哆嗦嗦的抽了一根烟，那一刻李喆心里特别委屈，但一想到一会要给蒙特利尔音乐家室内大学的爱丽诺拉·图罗斯基教授去拉琴，扔下烟马上回屋开始练琴。

　　那天听完李喆拉琴，爱丽诺拉直接对他说“欢迎你来”，李喆用了半个小时说服了爱丽诺拉也收下了丁敏，两人终于生活到了一起，移民也很顺利的办下来了。但是李喆毕业那年，所有的都是满员，刚巧爱丽诺拉所在的有一个乐手要回英国，于是空出一个位置。就是这样一个位置，整整有50人前来考试，用了一整天。这个乐团的副首席，有着优越物质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李喆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说出来也许很多人都不相信，真是因为一份爱国心”，送走娜娜回到家的规矩是要全团投票，得到60%以上的票才可以进入乐团，最终是以95%的票数进入了乐团，第一年试用期获得了100%投票，就这样从一般的团员一直拉到副首席的位置。

　　“爸妈，你们辛苦了”

　　在家休息的时间总是过的很快，下午李喆给练了两个小时琴，转眼就就到了5点该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了和丁敏一起溜达到小区门口，此时校车已经把一车的孩子平安送到，娜娜看起来心情不错，骑着她得滑板小车边玩边往家走。按照平日的习惯，娜娜每天回来要先练一个小时钢琴，再写作业，娜娜很听话，坐在高高的琴凳上把自己刚学习过的曲目很顺利的弹弄了一遍。受父母的遗传，娜娜在音乐上也表现得很有天赋，对音乐的敏感度很高。杯咖啡，在清晨的阳光中慢慢道来为什么不让娜娜学小提琴?面对这个问题，李喆一脸无奈们开始确实想让她学小提琴，旁敲侧击的好几次，她就是不学，因为她从出生开始就天天听我拉琴，我一拉琴就意味着没时间陪她玩了，她很不高兴，小提琴在她心里也许已经有阴影了。”如果在李喆的培养督促下，娜娜一路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并不难，但是李喆还是不想让她走专业这条路了，“我爸是军人知道这个行业里优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演奏人才足够了，我更希望她把音乐作为爱好，让音乐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滋养难得的几天休息是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我从小就想当兵，被我爸拦下来了。虽然因为工作原因我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但在加拿大看北京奥运会时每次都会哭。前几年北京允许过年放鞭炮了，早上我听到久违的鞭炮声，默默哭了很久。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永远都属于这个地方。”

　　打算晚上带妻儿出去吃顿大餐，记者也就此离开。没过两个小时，记者又接到了的电话，“我能再说一些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父母，我们这一代学习音乐的人，如果没有家长们在经济和生活上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成功”，电话那头的李喆清楚地的记得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中有这样有些激动。“我爸爸年轻时一边创作自己的二胡协奏曲，一边抽空督促我练琴，没有他近似苛刻的要求绝对没有我的今天，我妈妈身体不好，年轻时农村干活肾被撞坏了，只有一个肾能工作，她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还是一个智慧的女人，我和爸爸之间因为拉琴问题剑拔弩张时，都她在我们中间调停，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场景，孟晓俊回国以后去派出所办事和警察发生争执，警察说，“从美国回来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你别回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回国的人都是在外国混不下去的了，李喆觉得很冤枉回忆起父母对自己的好，“我是山东人，我爸经常教育我要孝顺，我很少把“爸妈，你们辛苦了”挂在嘴边，但我对他们的感激是珍藏在心灵最深处的们乐团的海归比例很高，好几个声部首席都是在国外有很好的工作和待遇，也有家庭有孩子，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国家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