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剧现代戏《大别山人》守候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三)

　　在由摹仿走向创造、由表现深入体验的两极之间，是戏曲演员一段时聚时疏、时断时续的长长艺路，也许需要一辈子的追求。《大别山人》的演员在导演的启迪下，迅速进入角色内心，由内到外地创造出一个个独特的鲜活形象。朱敏塑造的大别山的女儿桂英善良美丽、敦厚纯情，她像山巅的小草、石缝里的山花，虽卑微却顽强，虽生长艰难却透红飘香。她那秀美而忧郁的眼睛，朴实自如的形象，以及那深幽清远而又激情饱满的演唱，都来自演员对角色的生命体验。如以公开少女私密而换取小红生命的“喂奶”，是桂英命运中的劫难。朱敏细腻而有层次地表演出她内心的震惊、无助、悲叹与果敢。当她完成这一挑战生命的选择而于高台拉开衣襟时，如登山巅、如临大海，展示出人性的崇高、母性的浩阔。

　　中国戏曲表演，走过一条由符号化到类型化再到个性化的漫长发展道路。个性化至今仍是戏曲表导演艺术家孜孜以求的目标。难得的是《大别山人》大多角色刻画出了鲜明个性。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神采各异的画，抢眼、好看、耐人寻味。憨哥的“憨”，腊妹的“辣”，桂英的“纯”，王福的“勇”，大妈的“老谋”，团总的“阴损”，就连两个团丁也是一个好事多嘴，一个顺从低眉。詹春尧扮演的憨哥善良、勤劳、乐观，还有几分稚气;他粗犷而不粗俗、愚钝而不愚昧，反应的迟钝与道义的坚守成为他独特的人生风景。生活给予他小草承接露水那么点恩惠，他满足;命运给予他额外的承担，他乐意。他有生命的自然渴求，但不敢有非分之想。詹春尧的戏路本是英俊小生，不想还有如此大的可塑性，缩短自身与人物距离的过程，是演员揉碎自我融入角色的艰辛历程。憨哥是春尧由“本色”迈入个性化的可喜跨越。

　　戏曲现代戏是中国古典戏曲派生的一枝新葩，它在摆脱经验型的程式化表演、创造时代性肢体语言上的追求，已有半个世纪的探索和积累。近20年的优秀戏曲现代戏，在以角色为准绳、以生活为范本、借鉴旁源、融化本体，创造出特定人物的特定肢体语言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大别山人》是又一个优秀范例。

　　开场的“送郎当红军”是该剧的红色起点，它以全新的艺术语汇创造出一幅史诗般的场景。热烈而抒情的舞台节奏、新鲜而世俗的舞语和亲切耳熟的楚地民歌融汇一体，给该剧的表演奠定了崭新的起点。此后在节节攀升的戏剧冲突中，每一个演员的动作神态均在戏情、心情中自然流露，看不到无内心依托的手势或无目的的招式，基本摆脱了经验型表演的惯性。如陈常喜扮演的王福一角，是戏曲现代戏中较常出现的形象，弄不好就容易落套。表演难度在于3次出场处于生命不同阶段的3个横断面，既要有统一的人物基调，又要有明显的差别。陈常喜把握得很好，参军时的福娃年轻、英俊、热情，充满对未来的企盼和对亲情爱情的眷恋。第一次回山的王福历经战争的洗礼、岁月的磨砺，洗去几缕青春的勃发之气，多了几分军人的沉稳与刚毅。当与劫后逢生的桂英相遇时，他那由失约而产生的痛惜、愧悔，和面对老婆“辣”劲的尴尬、悲怨，都表达得十分贴切得体。第3次出场已是丧妻断臂、位居军长的王福，藏了几分豪情多了几分沧桑。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得益于常喜拒绝摹仿、淡化“功架”、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去寻找恰当肢体语言的良好艺术感知和体现。

　　楚剧现代戏《大别山人》以其理论的清醒和实践的勇气，守候民族文化三大优良传统：重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守卫中国戏曲艺术美学传统，追求戏曲表演艺术由内到外、内外高度融合的新境界。创造出一部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它不仅为老百姓增添了一个好看的戏，也为艺术实践提供范本，为理论探讨提供话题，真是令人欣喜。(中国文化报/陈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