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的两件大事
对于张存亮来说,人生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能够演唱河曲民歌、研究河曲民歌,而一生中最精彩的事也有两件:一是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进行民歌采风,二是1957年河曲二人台进京会演。
1953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晓星、简其华等七位专家来到河曲,要对河曲民歌进行采风。县里头的领导说:“叫存亮去吧,他在全县跑得最多。要说河曲民歌,再没个比他更了解的了。”这话倒是事实。进入文化馆的二年时间里,张存亮把河曲县300多个自然村跑了个遍,说起那些会唱爱拉能吹的人,也是如数家珍,什么“五花城王三蓝,三天三夜唱不完”,什么“吹塌天”(焦尾城的陈根海)“拉破地”,什么“串话王”李发子,还有河会的吕秋恒、南沙洼的王金莲……
张存亮担负着这收集河曲民歌向导的任务,自然是感觉任重道远。他带领这些专家们,硬是将河曲出民歌能手的地方跑了个遍,尤其是樊家沟、五花城、坪泉、南沙洼、河会等七个村,每一个唱歌好手都没有放过。
或许,没有张存亮,河曲民歌该怎么发展还怎么发展,但我们不能否认张存亮在民歌传承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当年二十出头的张存亮,确实是将这些“中央来的人”当成重要人物来看待的。每到一个地方,张存亮都要宣传一遍中央音乐学院收集河曲民歌的重要性。然而,多少年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里,河曲民歌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曲儿”、“酸曲儿”,情呀爱的能给外人展示吗?要是犯了政治错误可咋办?咱老百姓可经不起折腾呀!所以,人们都是只看不唱,还有的人偷偷地说风凉话:“见过收铜哩收铁哩,还有个收民歌的?真叫人失笑哩!”很明显,河曲老百姓自己都觉得有点儿拿不出手的羞赧。这时候,张存亮说话了:“这是从北京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北京是哪儿啊?是毛主席在的地方!毛主席身边的人说咱们河曲民歌是宝贝,它能不是宝贝吗?”这些话说得掷地有声,说得铿锵有力,一下子震住了众人。
张存亮又跳上台子,大声说:“大伙儿要是不放心,我先唱一个!”说着,他放开嗓子,率先来了一首《打蓝调》:“野雀雀落在澄池池沿,单等哥哥打完了靛……”听着这熟悉的调调,大伙儿都笑了。慢慢的,就有些胆大的上台唱了。先唱些无伤大雅的山曲曲探个路,看见专家们如获至宝地在纸上猛记,慢慢地就放开了胆子,荤的素的全来了。尤其是五花城的王三蓝,词儿多,调调多,唱得最欢实,博得了满场喝彩。有不少方言对外地人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这时候,张存亮便担任了翻译的角色,将意思细细地讲解给专家们听。
从9月到年底,三个月的时间,专家们大约搜集了400多个不同曲调,4500多首歌词, 40多个二人台剧目,汇成《河曲民间歌曲》一书。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大家都是强行把谱子和歌词记下来,回去后再慢慢整理。到现在,张存亮还保存着四大本当时下乡搜集的原始资料。
自从中央音乐学院来搜集了一回河曲民歌,河曲人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成天哼的唱的那些“酸曲儿”,竟然还是宝贝哩!这下子可不得了,好多爱唱爱红火人的心被捂热了,大家看唱学唱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在省歌舞团工作的任艾英也回到河曲,跟李发子学唱《走西口》和《送情郎》。任艾英是河曲人,又是专业人员,本身就有歌唱功底,所以这地方小戏是一学就会,一唱就轰动了全县。看唱的人们传下一句话:“生产节约喝稀粥,要看任艾英唱《走西口》。宁愿三天不吃饭,要听任艾英唱一段。”任艾英在坪泉唱戏时,一唱就唱到半夜,就这样观众们还舍不得散,一再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南元村一位郭姓大爷看得着了迷,散戏后迷糊得连家也找不到,这在后来传为佳话。
1956年,张存亮担任河曲县民间艺术团的团长,次年奉命带艺术团进京会演。当时打的是“山西团队”的招牌,实际上还是以河曲为主,有李有师、李发子等人,和张存亮一样,都是二十出头的“娃娃兵”。这些“娃娃兵”在“全国第二次民间艺术会演”中一鸣惊人,二人台《珍珠倒卷帘》,民歌《推船号子》、《打蓝调》、《拜大年》等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张存亮既是领队,又是领唱,自然在其中大放异彩。现在回忆起来,张存亮还激动不已:“当时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也看了我们的表演,还和我们照了合影哩!”这张合影至今还在,可惜当时条件有限,一张不大的黑白照片上硬上安了几百个人进去,实在分不清谁是个谁,这让张存亮颇为遗憾。
追根溯源寻找二人台原始风貌
张存亮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河曲民歌、河曲二人台,连最传统的剧目《走西口》,他都要深挖出来剖析一番。
据他说,咸丰五年的时候河曲根本没有遭过水灾,所以《走西口》的故事应该是虚构的。不仅如此,那个时候还是走西口贸易最为繁荣的时候,不少河曲人到口外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了富户。有何为证?张存亮马上背出一段河曲古县志上关于记载走西口起源的“自康熙36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张老的年龄接近我的三倍,但他背诵这段话的时候语速极快,几乎没有标点符号,语气也极为肯定,这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甚至疑心他是不是将有关的历史都给背下来了。照这样说来,康熙36年开通河曲与蒙古的交易之道,到咸丰五年,期间经历了150多年,确实应该是经济流通发展的顺利的时期。至于当年是否遭过水灾,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不敢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