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高健：百变发型 不变的心

　　我与指挥家高健结识已久，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认识又早，久到已经忘掉岁月的痕迹。当时我还在上海本地的一所中学读书，有事没事会在上海音乐学院所在的汾阳路参加乐迷组织的沙龙活动。那会儿网络还不像如今这么发达，自己也没用上手机，偶尔会利用珍贵的上网机会刷一些当时流行的古典音乐论坛，每每出现类似的乐友活动就很兴奋，所以必然参加。

　　也正是在那时，知道了高健的名字。乐迷聚会的特征就是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但永远讨论不出结果，每个人都在试图说服对方但也不想被别人笼络。那次讨论，乐迷们在为斯特拉文斯基究竟是俄罗斯还是美国作曲家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这时有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插话进来，用“新闻联播”式的普通话说：“斯特拉文斯基是哪国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音乐流传下来为我们所爱，所以美国和俄国都把他当自己人了。”我们都看着他一言不发，然后面面相觑，经过几秒钟的沉寂，随即又是一片混战。但我记住了这个画外音一样的声音，后来一打听，原来就是隔壁“上音”里指挥系的高材生，名叫高健。

　　饭局上的冰可乐

　　那次偶遇催生出了其后十多年间与他断断续续星星点点的来往。从一开始，高健就展露出他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他那双像吉娃娃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天真地一眨一眨时，即使是最为挑剔的女生都很难不为之动容。在关系错综复杂的指挥界，高健灵活地游走于各个集团和单位之间。这种亲和力使得不管是师长还是同事都把他当自己人看待。在上海出生的指挥家都纷纷选择落地北京发展职业生涯的年代，对于一个地道的北京人，高健能够打破地域狭隘之见，反倒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亲和力无疑帮了大忙，另外就是他出道早，“贵人们”容易把他当孩子看待，施以提拔与呵护。

　　生于北京的高健，9岁随中央音乐学院王永新学长笛。1993年任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北京电影乐团长笛、短笛演奏员，次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录音专业，师从甄招，在青年电影制片厂广告部任制片主任，虽身在演艺圈，但仍对音乐抱有极大热情。1992年起，他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徐新学指挥，高建对音乐少有的悟性令徐教授非常喜欢，教其五年分文未收。1997年，高健被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与音乐音响导演系同时录取，毕业后他成为上音建校80年来首位保送的乐队指挥研究生。

　　演奏员的经历，对高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他日后学习和从事指挥提供了坚实基础。上小学时，高健任北京市少年交响乐团和北京金帆交响乐团的长笛手，在上音本科一年级时他即客指北京金帆交响乐团音乐会;大二时他指挥上音青年交响乐团在上海及外省市举办新年音乐会;2003年至2004年任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常任指挥。谈及此事，他说：“要感谢恩师张国勇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平台和机会，对我的成长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至我在上大学期间有时比专业指挥还要忙碌。”

　　就在那时，高健复杂的工作背景就犹如他后来屡屡变化的发型一样，让人难以捉摸透。在很长时间内高健都是卷发，我一度以为他就是天生的卷发，后来发现他留了长头发的卷发后，竟然成了直发短发、刺猬头和长发披肩，直到最近又回到了像年糕一样的蓬松的烫卷发。

　　变换发型或许就像女生换包包一样与心情有关，或许也与职业生涯的经历挂钩。高健步入指挥生涯时，出任谭盾的助理指挥，双方的合作源远流长，高健指挥过谭盾《地图》的中国巡演，还指挥了谭盾作曲的影片《夜宴》的电影音乐原声大碟。后来谭盾的歌剧《秦始皇》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作世界首演，他被谭盾委为助理指挥。那段工作经历后，高健远赴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指挥过诸如BBC苏格兰交响乐团等英国北方名团。回国后他短暂接过处于真空转型期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一职，直到2004年乐团改组为上海爱乐乐团。

　　随后高健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回国后便四处游走。他的人缘和亲和力为他赢得了不少指挥邀约和难得的机会，一度应余隆之邀出任过上海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后来在另一位恩人汤沐海的提携下出任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兼指挥，成为少数在这两支乐团担任主要艺术生产职位的指挥家。随后他还参与过杭州爱乐乐团组建，是为组建之初的艺术委员会成员。2010年后他辗转回到北京指挥了一家保险公司运作的乐团，又被邀请到西安参与组建西安音乐厅交响乐团，同时进入浙江交响乐团担任常任指挥，并在上音指挥系任职至今。如果把中国纷繁复杂口味各异的交响乐团比作一个个饭局，那高健就像一瓶冰可乐，放到哪个局上都广受欢迎，但也不会是餐桌上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菜式，很容易被椰汁或者酸奶所取代。于是，高健萌发了自己组局的想法。

　　组建职业化的室内乐团

　　高健很早就对室内乐情有独钟，进入上音伊始便筹建学校的室内乐团。1999年11月，高健大三，便参与了上音青年交响乐团室内乐团的重组亮相，那时他更是大量涉足室内乐领域。

　　那年暑假，张国勇曾建议他排演斯特拉文斯基约13分钟的《弦乐队协奏曲》，这首作品难度相当大，高健决定一试，竟完整地排练下来。“室内乐团的组建最初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增加指挥经验。记得当时，张国勇交给我们《弦乐队协奏曲》，我想到组建一个弦乐四重奏以做练习之用。之后，与当时乐队首席刘耕谈起此事，我们一拍即合。考虑到组建大乐队，人太多，我们就组建了室内乐团。”后来，高健有一次听德国指挥家排练斯特拉文斯基在其第二创作阶段——新古典主义时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管乐八重奏》，作品的艰深令这位老外分外棘手，排不下来，于是，高健决定排练此作。不久包括上述两部作品的星期音乐会上演，这场音乐会还有科普兰的《寂静之城》和皮亚佐拉的《探戈·芭蕾》。这四部作品均为国内首演，被称为“上海音乐学院史无前例的室内乐音乐会”。谈起该音乐会的筹划到排演，高健不无感慨，从曲目的选择到备谱，他常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中的劳累艰辛只有自己知道。

　　2002年，他又依照时任上音作曲指挥系主任何训田的提议，将自己指挥的室内乐系列音乐会取名为“世纪传真室内乐音乐会”，其间演过九部斯特拉文斯基的室内乐作品。从20世纪现代作品入手，乐团的曲目逐渐向两边扩展：一边是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作品，一边是当代音乐家(多为中国音乐家)创作的作品。同年他率上音室内乐团参加“香港国际音乐节”，演了瞿小松的五套《秋问》系列音乐会。随后又举行“世纪传真‘中国青年音乐家总动员’系列音乐会——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并曾带领乐团赴德国和丹麦参加国际音乐节。

　　也正是在那时，高健萌发了“创立一个35至50人的乐队，既开展举办音乐会的艺术生产，又致力乐队管理的艺术经营”的想法。这一想法伴随他自己担任指挥的乐团都游走了一遍后，坚定地升格为“组建中国第一支职业化室内乐团”的决心。因为在高健看来，乐团非职业化是阻碍中国交响乐团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乐团的非职业化导致成员对职业缺乏虔诚、合作协作能力欠佳，无法生产出优秀的精神产品，无法真正打动听众，一味地埋怨听众听不懂音乐的观念并不可取。从2006年有十支国外的交响乐团在上海地区高价位售票哄抢一空的情况来看，上海市民有这样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在我看来，只要打动了听众就会找到相应的客户群体、消费者，就会培养出消费习惯。这些都需要赞助商的帮助，但现在赞助商和艺术产品之间缺乏锁链，我们期盼专业的艺术经营。”

　　如今，高健的发型又变回了原样，他正在与一些资本运作商筹措一支职业化的室内乐团，计划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小厅和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驻场，每年上演共160多场音乐会，每套曲目上演三到四场，用他的话说“这才是职业化乐团的标志，可以巩固排练成果，一场比一场演得好”。较小的观众席或许可以分解同一套曲目多场音乐会带来的票房压力，而票房压力也正是阻碍中国大部分乐团模仿西方同行将一套曲目上演一场以上的最大阻力。但问题是没人知道高健发型的原样是什么，也许这就与他的理念、职业前景和票房压力一样扑朔迷离。但高健对室内乐的真爱却是持之以恒从未变心。我想，高健经过了近20年的折腾和游走，应该安定下来，给他的真爱一个长久而多有亏欠的交代了。

　　贾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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