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艺术：少些幻想狂想 多些雅俗共赏

　　二胡，我国最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我国最亲民、最普及的乐器，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那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喜欢二胡者以成年人居多，从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目不识丁的农家汉子、工农商学兵，都有人喜欢甚至痴迷二胡。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那时的二胡曲非常接地气，非常亲民，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那时的二胡新曲不仅多，而且题材多是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旋律是人们所熟悉的，如《赶集》、《花鼓调》、《江河水》、《梆子风》、《河南小曲》等，其音乐主调就直接取材于民间音乐或戏曲音乐。即便纯属自创的曲子，如《山村变了样》、《春诗》等，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具有极强的可听性。至于曲子的难易程度，既有入门级的《祖国的花朵》、《赛马》，又有专业级的《秦腔主题随想曲》、《豫北叙事曲》等，差不多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演奏水平的新曲目。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战马奔腾》、《草原新牧民》、《姑苏春晓》等一批优秀的二胡新作相继问世。尤其是随着《长城随想》、《新婚别》、《兰花花叙事曲》等大型曲目的出现，我国的二胡艺术一举跨入了协奏曲时代。与文革前的二胡曲相比，这些作品创作手法更加新颖，曲式结构更加复杂，演奏难度也大大提高。但这些作品，无论是演奏时长仅几分钟的小品，还是长达四个乐章的鸿篇巨制，都很好地保持了“民族性”这一根基，令国人听来入耳入心、亲切自然。因此这些新作品，不仅受到了专业及业余二胡爱好者的欢迎，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赞赏。正是这些作品的创作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将二胡演奏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然而，二胡曲的创作并没有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沿着这一良好的势头发展下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尽管二胡圈上层在不断地造势，诸如胡琴艺术节、弦乐艺术节、××二胡比赛、××二胡独奏音乐会、××二胡作品音乐会……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活动，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对二胡艺术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究其原因，主要是没能推出被广泛认可的新作品，这与以前二胡界举办的活动产生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3年4月7日至14日，在第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期间，举办了全国二胡邀请赛。在这次比赛中，选手们演奏的新创作二胡曲有22首，发掘整理的民间乐曲有12首。邀请赛过后，中国音协上海分会将其中的部分新曲，以《二胡曲十首》的书名结集出版。书中的《豫北叙事曲》、《江河水》、《赛马》、《秦腔主题随想曲》等，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至今在二胡教学与演奏中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革后的1982年3月、9月，先后在武汉和济南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观摩演出，1985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二胡邀请赛，同样也推出了一些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二胡新曲。反观今日之二胡界某些活动，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的二胡乐坛，几乎已成了大型协奏曲的一统天下，动辄《XX幻想曲》、《XX狂想曲》、《XX协奏曲》，仿佛不幻想、狂想、协奏，就不能体现大手笔，就羞于出手。本来，二胡艺术园地里，不仅允许而且应该大力提倡创作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甚至是实验或探索性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大型协奏曲。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如今不仅专业作曲家，就是一些本来具有一定创作才能，最熟悉二胡性能，最能发挥二胡优势，曾经有过创作优秀二胡曲经历的演奏家，也大都不再涉足二胡短曲的创作。这便更加使得短小精悍、易被民众接受的二胡曲成了“稀缺物资”，任凭你踏破铁鞋，也难觅其踪影。如果留意一下业余二胡考级现场，不难发现，如今孩子们拉的，绝大多数还是数十年前的那些老曲，这不能不说是二胡界的悲哀。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老曲子的长久存在，正表明了优秀作品的持久生命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胡界长期缺乏雅俗共赏、富有时代气息优秀新作的局面是正常的。

　　本来专业作曲家涉足二胡音乐创作是极好的事，而且早就有像刘文金那样的成功先例。但如今的某些作曲家，想必在创作伊始，就抱定了“曲不惊人誓不休”的信念，总热衷于“大制作”，在作曲手法、音乐语汇等方面，一味地追求新、奇、怪。作品中怪招迭出，甚至有意舍弃二胡的最佳音区不用，而着力在发音干、扁、涩的最下把位展示功力。这样的作品，声音效果差、可听性欠缺是必然的。笔者的一位音乐界同行，在看过一场有此类“现代作品”的二胡音乐会谈及感受时，就曾用“如坐针毡”予以描述，并不无调侃地说：“此曲只应天上有，我等凡人不能闻!”

　　如今之二胡艺术，已如一骑绝尘，远离民众而去，如此发展下去，只能是道路越走越窄，圈子越来越小。为此，人们有理由呼吁：还是少一些只顾表现自我，不理会受众感受的幻想、狂想，多一些民众喜闻乐见、接地气、亲民、雅俗共赏的作品，让二胡艺术恢复其大众艺术之本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