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松见证中国音乐学院沉浮与变迁(二)

　　教学秩序在“文革”风雨中瘫痪　大批判中两次被打成“反革命”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这样上纲上线的“艺术评论”文章，已经35岁、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董维松，还是感到茫然。

　　12月3日，董维松也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论，题目是《戏剧改革应该怎样吸收革命的音调》。他在文章中说：“《红灯记》中李玉和和李铁梅的唱腔都有创新，但比较起来，铁梅的创新更多更大一些，而李玉和的唱腔则继承传统更多一些，但两个人物的唱腔都能站得住。就我个人的意见，我更喜欢铁梅的做法，她的步子是迈得比较大的，但她迈得好。”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联手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全国各地报刊全文转载。董维松所在的“半工半读班”，也要求组织学习姚文元的文章，之后还要开展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人民音乐》杂志由吉联抗带队，到中国音乐学院“半工半读班”采访基层大学师生是怎样进行批判的。时任副院长的马可到班里坐镇，参加讨论。董维松回忆说：“马可那人比较幽默，但在那种氛围中，他也学习了，也批判了。”

　　董维松单纯地觉得，这是外面的风雨，没有想到，突然学校也暴发了大批判。“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刚刚组建的中国音乐学院。学校瘫痪了，不搞教学了。这期间，董维松被两次打成“反革命”。

　　传统音乐研究队伍风雨飘零 学院合并遇故知

　　1969年，董维松莫名其妙地成了“五一六分子”而被看守起来，这一劳动改造，就是两年多。直至1971年秋，他才终于可以回家了。到了1973年11月，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全部从农场回到北京。董维松想起那段生活，深有感慨。

　　1970年5月20日，中国音乐学院所有同志又都被下放到军粮城炮兵农场。“文革”期间，人心惶惶，暴风骤雨中，刚刚组建起来的一个研究传统音乐的队伍就这样被搞垮了。

　　1973年，董维松从天津回到北京。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八大艺术院校，合并成了一个大学，名字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董维松就成了这所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于会泳成为他的领导。

　　在董维松不同时期的领导中，于会泳的命运最为大起大落，他的艺术造诣让人叹服，但他的遭遇也让人扼腕叹息。机缘巧合的是，于会泳在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上，却有与董维松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他俩都出生在渤海湾的海边上的贫寒农家;两人差不多同时参加工作，而且都是在文工团工作，随后都进入音乐学院从事戏曲音乐研究。不同的是，一个人红时上了天，毁时进了地狱。而另一个人，悄悄地埋首于戏曲音乐与传统音乐的研究，不求闻达，淡定平凡。

　　董维松说：“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的主任，很有头脑、很有才华，那时候的样板戏都是他主持搞的，他指导他人，或者亲自动手。”在于会泳之前，《智取威虎山》的音乐设计并不成功。但是，于会泳参与修改《智取威虎山》的音乐设计后，这个戏就不同了。至今人们说起杨子荣唱的一段《打虎上山》，依旧感觉其音乐设计无可挑剔。于会泳把《国际歌》的雄浑与京剧老生的豪迈唱腔，糅合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