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松见证中国音乐学院沉浮与变迁(三)

　　学院复院，邓小平亲批新校舍建设列入国家五年计划

　　1980年之后，原中国音乐学院教师要求恢复“中国音乐学院”，李凌出任复院院长，学院也在努力动员原来的教员复院就职。就这样，董维松又一次到了中国音乐学院。

　　李凌在众人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建了班子刚开课，恭王府校舍要收回修复保存，中国音乐学院必须另建校舍。修建新校舍，李凌亲自画了一个设计图，教学楼、学生教师宿舍、外国留学生宿舍、图书馆，还特别要修建一个5000平方米的民族音乐展览大厅，搜寻中国几千年来的音乐文化遗产展出，同时还要在校舍的南面临街的地方修建一个音乐厅对外演出，大力推广民族音乐。

　　李凌在自己的方案里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在1963年建立“中国音乐学院”的希望和建立基地的苦心，为中华民族音乐艺术，为世界华人爱好祖国的音乐而来祖国学习民族音乐的青少年而设的意义。李凌通过邓琳向邓小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邓老给予关心。不久，李凌得到消息，“关于建设中国音乐学院新校舍已经列入国家最近的五年计划中”。

　　成立音乐研究所 计算机研究昆曲曲牌

　　198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音乐研究所”。董维松任第一任所长。1987年，杨红成了董维松单独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并在董的指导下，创新地用计算机技术对昆曲曲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昆曲有4466个曲牌，除去重复的也有1000多个，仅常用的就有350多个。这350多个曲牌，应该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但人们能根据音阶分辨出昆曲的不同主要在于南曲和北曲的不同。可是，具体是哪一个曲牌就不大容易分辨。就拿《游园》举例来说，第一段有两个曲牌：【皂罗袍】、【好姐姐】，有些昆曲演员说：“我们唱了一辈子昆曲，也不知道哪个是【皂罗袍】，哪个是【好姐姐】。”确实，两者在音调上基本没有区别。如果仔细分析它们两个曲牌，各有几个句子，每个句子又有几个字，从词格上是能分析出来的，但音乐唱腔就比较困难。这样看来，昆曲的音乐共性很明显，个性不明显。

　　因此，董维松与学生杨红决心利用新引进的计算机研究一下昆曲曲牌为什么会这么相似，看看它们的共同腔是什么。两人把昆曲都输入电脑，然后用退蛇皮的办法，一步一步找出南曲有多少经常用的共同腔、北曲有多少常用的共同腔，两者相同的共同腔又有多少。

　　最后杨红根据两人的研究写成了一篇论文。董维松与圈内朋友们说：“大家如果要想了解昆曲的腔体和曲调模式就应该看看她写的这篇文章。”

　　明星班培养出宋祖英、谢琳、阎维文

　　彭丽媛在中国音乐学院本科读完，又考了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金铁霖指导演唱，李西安指导论文。董维松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回忆说：彭丽媛的论文，主要是写关于字和腔的关系。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油印的一个很薄的本子。开始，由答辩的学生自己报告，然后由答辩委员提出几点问题。给学生一点时间稍做准备，再进行答辩。不过，彭丽媛答辩完了，有几个问题大家稍提出一点疑问，也顺利通过了。于是，彭丽媛成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1998年，文化部委托中国音乐学院办了一期“优秀青年演员研修班”。宋祖英、谢琳、刘斌、阎维文、万山红等都在这个班上，董维松被聘请为“明星班”的导师。

　　开学第一次见面，开了个座谈会。会上主要谈办班要达到的目的、对他们有什么要求。董维松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著名歌手说：“我们就是想来混个文凭。”

　　明星中的个别人确实没时间上课，上课也不认真听。但毕业时要有论文完成。明星们的论文交回来后，董维松看了，都写上了评语。大部分明星的论文，董维松都写出来哪里好值得继承，哪里该改成什么样子。能过的基本都通过了。但有一位，只是从民歌书上抄来一些内容，董维松就在这个论文后面批注“不能通过”。

　　比如，他给万山红论文写的批语是：文理通顺，层次分明，论述较渗透，论点有新意。具有“学者型”演员的特点。成绩“上”。

　　如今，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西侧，围绕着中国音乐学院那片日渐繁华起来的楼群里，董维松先生在此住了20年了。在他的楼上楼下，从事表演专业的师生进进出出光芒四射。但是老人过着自己平淡、简单的生活。老伴的纸贴画挂满了墙上，老头董维松常常向来客炫耀老伴的艺术品。文/刘红庆

　　供图/弓宇杰 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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