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塔里木领航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二)

　　从崇文门到恭王府，骑车一路唱着西部民歌

　　1983年，中国音乐学院新成立的创研部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叫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一个叫中国音乐史进修班。来这里进修的学员有两种，一种是全国各省份搞民族音乐的研究人员，另一种是各高校的教师。赵塔里木上了“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这个班上的课程是：耿生廉教民歌，董维松教戏曲音乐，张鸿懿教说唱音乐，袁静芳教器乐。不过，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他把“中国音乐史进修班”的课程也全上了。

　　这一年的学习，耿生廉的课给赵塔里木以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耿老师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唱，每一首地方民歌他都会讲歌曲的特点，自己范唱，而且教给学生。耿老师当时告诉我们一定要背下来一遍一遍地唱。他给我们的教材资料里面大概有100多首民歌，这些民歌会定期在课堂上唱，耿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唱，就是让学生们把握不同地区民歌的风格、特点、联系、区别在什么地方。他的严格就是体现在要求我们必须把每首民歌会背唱。

　　那时，赵塔里木的父母已经从新疆调回了北京工作，家在崇文门。赵塔里木就回家和父母住，每天骑自行车上学。从崇文门到恭王府，半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赵塔里木使用的是“砖头大”的使用盒带的录音机，他专门买了一个线很长的耳机，每天上下学，把录音机包挂在自行车前面，边听民歌边赶路。磁带一面半小时，从家到学校或者从学校回家，他都正好听完盒带的一面。

　　一次，赵塔里木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地听着民歌，嘴里还低声哼唱着，过分投入民歌中的情景，与前面的一辆自行车发生追尾，自己摔倒了，胳膊受了伤。即使像《沙家浜》里的伤病员挂着胳膊，赵塔里木依旧不敢不学民歌。仅剩的一只可用力的手握着自行车把，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边赶路边学民歌。

　　在进修班一年的时间，赵塔里木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听着全国各地的民歌在赶北京城的路。于是，这条路也就没有了单调，仿佛单骑走在祖国山川领略无限江山。

　　一个月的陕北民歌采风活动终生难忘

　　“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结束后，赵塔里木回到了新疆。1987年，赵塔里木成功考取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赵塔里木记得当时报名目录上是董维松、耿生廉在招生，但是考进来以后因为确定的方向是少数民族音乐，学校就把他交给了杜亚雄。

　　在赵塔里木读研究生期间，耿生廉指导了一次他们民间采风活动。当时在读的是四个人，赵塔里木、彭丽媛、李方元和杨红。彭丽媛本来说好要一起去的，但是临时有外国演出任务，就没有去成。这样，那次采风是赵塔里木、李方元和杨红三个人。为了采风经费给得稍微充裕一些，他们设计了去陕北，一边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边深入民间学习民歌。赵塔里木说：“彭丽媛虽然没有去成，但是她给我们写了好多联络人。”

　　赵塔里木回忆说：1988年夏天，我们三个人，从西安坐火车先到了铜川，然后坐汽车到了延安。从延安一直往北，到绥德、米脂。目之所及，两边都是黄土高原，上面叫塬，一条一条沟进去。乡政府工作人员要给我们安排谁唱歌，就站在塬上吼，歌手们出来了，他们相隔很远吼着对话。乡政府的人就把我们采风的事交待给歌手。

　　有时候，在乡政府食堂，大家自己做饭吃。记得灶台上放着一锅炒好的菜，是土豆和白菜。案板上放一大块面，男人们切一块面，在案板上一拍，啪啪啪切开，扔锅里煮熟了捞出来浇上菜就吃。我们也跟着那样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陕北人和歌、人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来理解。过去没有感受过这种文化，到了那里感受了，才知道和看电影《黄土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每天要走很长的路，一条沟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村，一条沟一条沟地走。当时大家穷得一天就吃两顿饭，连政府都是两顿。那时候人们一早起来去地里干活，快到中午了家里给送饭来了，吃了饭接着干到下午太阳落山回家再吃一顿。很艰苦。两顿饭吃什么?看看，就是点土豆。

　　到每个地方，他们三位都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调查方式，重点采访歌手，记录了很多民歌。后来名气很大的歌手贺玉堂、王向荣，他们都采访到了。

　　走过绥德、米脂，到了榆林。再经过神木和府谷时，他们三个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调查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美国恩克蒂亚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全面介绍“民族音乐学”。 他们三个就过黄河，从山西大同坐火车回到北京，赶在美国教授开讲之前回到了学校。这一程，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