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蔚:十年来中国户外音乐节市场的回顾与思考
迷笛、草莓、雪山、热波、大爱……户外音乐节从2007年屈指可数的4个,发展至今已遍地开花有了上百个,成为许多城市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活动。
迷笛,作为中国户外音乐节的开创者,十多年来,其发展历程可以说代表了中国音乐节的发展史。2017年新春伊始,记者专访了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来听他对走过十年的中国音乐节市场有着怎样的回顾与思考。
记者:请您对比一下十年前后中国音乐节的变化。
单蔚:十年前中国音乐节数量是个位数,如今是三位数;十年前中国每年参加音乐节的人数总量超不过十万人,如今每年至少有数百万人次参与音乐节;十年前国内当红乐队的演出费大都每场一两万,如今每场能收一二十万的乐队已经不少;十年前音乐节都在北京扎堆,四环里也能办音乐节,如今恐怕只能到七环外办了,不过热衷举办音乐节的外地城市越来越多,应该也有百来个城市了……
记者: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在中国兴起,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音乐节现状,有什么困难或瓶颈?
单蔚:虽然音乐节看上去是一种比较热门的文化现象,但对于主办单位尤其是民营文化企业整体而言仍像是在走钢丝。户外音乐节作为大型活动同时接受公安与文化两个系统的审批与管理,不确定因素很多,令许多策划者或主办单位缺乏足够的筹备时间与运营周期。这是影响中国音乐节产业健康发展与专业化程度提高的最大的阻碍。
记者:这十年来,对于音乐节的管理政策有无变化,有哪些还需改善的?
单蔚:总体来说,审批流程趋于简化,管理政策更为宽松和人性化。至少大家可以站着看演出了,十年前我办北京流行音乐节的时候,离舞台最近的地方还被要求摆座位设置所谓“缓冲区”,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举办音乐节来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有目共睹。
也有一些地方公安管理部门对于音乐节现场的管控过于严苛,用生硬的手段在音乐节当中“维稳”,其实暴露出管理部门缺乏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方法,也会因噎废食,影响音乐节市场的良性发展。
记者:现在很多音乐厂牌或艺人经纪公司也都在介入音乐节领域,某种程度上是否也与你们形成了竞争?
单蔚: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更多人参与举办音乐节肯定有利于音乐节的普及、市场化发展以及专业人才的锻造和磨练,这对长期推动音乐节发展的迷笛来说也是有益的。可以看到的是,现在举办“大而全”的综合性户外音乐节的并不多,反倒是追求细分市场的“小而美”的音乐节越来越多,有侧重于民谣的,有侧重于电子舞曲的,还有专注于金属的、雷鬼的或者前卫实验音乐的……一来更可控运营风险更低,二来个性化突出更容易形成固定的追随者。
记者:从2000年至今的十七年里,迷笛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依靠什么把音乐节做成了品牌并且长盛不衰?
单蔚:迷笛音乐节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3年,在迷笛学校校园内举办,免费的,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2004年到2008年,迷笛只在北京举办,走进了公园和大众视野,成为一年一度摇滚乐爱好者以及文艺青年们的盛大聚会,也引来了更多社会关注;2009年至今,迷笛走向全国各地,先后在镇江、日照、贵阳、上海、深圳、苏州、利川、绍兴等多个城市举办,也发展起迷笛音乐季、孩子们的迷笛、迷笛校园乐队大赛、迷笛电子音乐节、迷笛民谣与世界音乐节、迷笛周末等等不同的分支品牌与项目。一路走来,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再加上韧性与“任性”,让迷笛顺利发展壮大。
记者:如何让一场音乐节能够既有人流,又能盈利?
单蔚:其实中国音乐节目前情况并不容乐观,大部分没有能固定举办的场地,无法提前获得公安批文而缺乏充裕的筹备时间。有一次崔健问我中国什么时候能像国外那样有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摇滚的音乐节,我说暂时还不太可能,每天两三万人的音乐节已经批起来不易,更别说十万人以上了。所以想做一场既有人流又能盈利的音乐节,我相信现在并没有什么人能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
记者: 未来户外音乐节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如何让音乐节和互联网结合起来?
单蔚:国内户外音乐节发展的头十年,互联网起到了巨大的传播作用,在乐队推广、音乐传播、社群建立这些方面都超越了传统媒体。而最近的五六年时间,移动互联网崛起更助推了音乐节的交互功能,无论是观看直播、网络购票还是安排形程、参与社交等,都让乐迷参与音乐节更加便利。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同音乐节结合,在音乐节现场的服务和互动活动中展开应用。
记者:对从事音乐节工作的新人有何建议,对投资举办音乐节的机构又有什么建议?
单蔚:对于投资者来说,音乐节不是一个短期内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的事物,因此无论是资金还是耐心上若都不具备持久性的话,都请慎入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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