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 “全盘西化”思潮

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 “全盘西化”思潮

　　20世纪中国音乐该如何发展？匪石、沈心工、黄绍箕、青主、胡适这样说。

　　“全盘西化”派的理论主张，其主要表现为对西方专业音乐的全面褒扬、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全面贬斥，在激情流露中往往夹带着情绪化的偏激，对两者优长短缺的比较与论述缺乏冷静的思考和具体的分析，流于简单化、情绪化的全盘肯定与否定；他们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战略”这一命题的思考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以西代中”、“以西化中”或则“全盘西化”。

　　当然，在这股“全盘西化”思潮之下，不同的音乐家、不同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表述，其持论尺度也存在着若干程度和分寸的差别。

　　▲匪石先生

　　“西乐哉，西乐哉”——匪石之“音乐改良”说

　　音乐界“全盘西化”思潮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匪石1903年发表于《浙江潮》第6期上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匪石原名陈世宜，江苏江宁人。1906年留日学法律，归国后先后在苏州政法学堂、重庆南林学院、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等处供职。匪石并无从事音乐的经历，但他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战略的关注程度和思考深度却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专业音乐家。

　　匪石在此文中，首先将其批判锋芒直指中国繁衍数千年之封建礼乐文化：“距周不过千年，孔子已谓古乐失传，……即在当日，亦仅作之郊庙，歌之朝堂，奴臣婢妾，以蹈以舞”。而对于存见的民间俗乐，匪石更是毫不客气，直接以“亡国之音”而“鄙”之。在匪石看来，无论是中国之古乐还是今乐，皆“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无助于国民精神之改善，亦皆不堪入其法眼。

　　有鉴于此，匪石对于西方音乐赞誉有加，认为“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主张全面引进西方音乐和音乐教育，并以明治维新后日本“盛行西乐”及其音乐教育为例，以证明：中国欲改善国民性，非改良音乐不可；欲改良音乐，则非弃旧乐而习西乐不可；欲习西乐，则当师法日本为宜。

　▲沈心工（1870~1947）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

　　“弃中就西”与“大破坏”——其他音乐家的主张

　　就从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发表后的第二年（1904）开始，激烈批判旧乐、力倡学习西乐的文论频见于报章杂志，其立论虽多不似匪石偏激，但“全盘西化”倾向亦清晰可辨，从而汇成一股强大的音乐思潮。

　　我国“学堂乐歌”的主将沈心工，在1905年“译辑”出版的日本石原重雄所著《小学唱歌教授法》一书中阐发了这样的观点：“世人往往以泰西之音乐，为不合于吾国民之风趣，而大加摒斥，可谓愚甚。世间万物，皆有新陈代谢之机，否则立致腐败……将来吾国益加进步，而自觉音乐之不可不讲，人人毁其家中之琴、筝、三弦等，而以风琴、扬琴教其子女，其期当亦不远矣。”

　　学堂乐歌之另一主将曾志忞，亦将中国传统旧乐鄙之曰“非音乐”的“狂吠乱嚷”。为此曾志忞提出，求取中国音乐振兴之道，是“大破坏”之后的“大创造”：“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非大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

　　▲立者为曾志忞先生

　　与曾志忞所持偏激立场稍有不同，时任清廷湖北提学使并曾率各省学使赴日考察学务的黄绍箕在1906年撰文道：“古乐存者，仅十中之一二，欲复兴之良非易易，故部意谓不如袭用外国音乐，较为便捷。”黄氏是从操作层面的难易程度来看待中国音乐未来发展的问题并得出“弃中就西”这一结论的，话语间虽无明显贬斥旧乐之意，然对古乐复兴之几无可能心怀戚戚，其“袭用外国音乐”应属无奈之举。

　　1914年，另一音乐教师黄炳照在其编著之《中小学音乐教科书·序》中自称“无日不以西乐为务”，并说：“若夫欧西之乐，其声壮厉，其状促遽，方之古乐虽远不及，比之郑卫能无犹贤。古乐亡而风俗堕，郑声淫而人心死。当今之世，将欲以正教化挽颓风者，舍西乐其奚自哉。”

　　由此可见，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渐推广和学堂乐歌在全国各地的风行，这股弃中就西的“全盘西化”音乐思潮已在普通学校及音乐教师中蔚成风气，把西方音乐视为“正教化挽颓风”的不二法门，并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付诸实施。

　　▲黄绍箕先生

　　“洋鬼子的音乐”——青主之音乐好尚

　　还有一位对中国音乐极度鄙弃、审美趣味极度偏颇的，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作曲家、美学家青主。他在题为《十张留声机器片的运命》即的文章中讲述了作者聆听十张京剧唱片之后的审美体验——青主借其房东之口，将“没有和音”的中国京戏之“又高、又平、又尖锐又粗糙的唱音”评价为“好像猫叫一样”，因此最终只能将那十张京剧唱片“一张一张地扔到河里去”了事。

　　而青主认为，他所知道的唯一可称之为“艺术的音乐”只有西方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青主称之为“国乐”）根本称不上“艺术”。为此，他宁可冒着被人斥为“灵魂卖给洋鬼子”或“卖国”的风险，也义无反顾地认为“欧洲的音乐是胜过我们的土产了”，坚持其音乐“好尚”而去听“洋鬼子的音乐”。

　　这种以西方专业音乐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音乐，从而得出鄙弃中国音乐之错误结论的“以西衡中”、“崇西鄙中”、“以西代中”现象，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具有西学背景的音乐家中甚为普遍，成为“全盘西化”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盘西化”及“充分世界化”——欧漫郎与胡适的主张

　　“全盘西化”思潮在世纪初的最初20年浪涛汹涌，即便到了30年代其风仍劲。欧漫郎在其《中国青年需要什么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音乐目前需要音乐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

　　而在欧漫郎看来，所谓“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其一是“奋发雄壮的音乐，如优良进行曲等”，其二是“表达高尚情绪的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奏鸣曲等”，其三是“美丽赋有诗意的小歌或器乐小品，如舒伯特的艺术歌、各国的优美民谣、肖邦的钢琴小品等”——仅“各国的优美民谣”偶尔占有一席之地，其余尽是欧洲专业音乐，唯独中国传统音乐被他彻底排除在“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之外。基于上述立场，欧漫郎为中国音乐未来发展设计的战略是：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

　　与欧漫郎全盘西化”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胡适的言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竭力散布着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论调：“我们如果要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要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有鉴于此，胡适给中国和中国音乐指出的唯一“生路”，恰如他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彻底的“全盘西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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