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美学思想研究现状述评(二)

　　三、古琴音乐和文人音乐

　　此类文章有温增源《古代隐士与古琴》(《艺苑》1987年第2期)、田可文《隐逸之风与魏晋南北朝琴人》(《黄钟》1992年第2期)、 《古代文人心中的“琴”》(《中国音乐》1992年第3期)、吴丽玲《从琴和琴乐看儒道对文人音乐的影响》(《音乐研究与创作》1997年第1期)、李方元、俞梅的《唐代文人音乐探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高兴《试论文人音乐的艺术特征》(《交响》1999 年第1期)。

　　诸位学者提出，作为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琴，是古代文人须臾不可离身的必备物品，是古代文人的象征。由于古琴和文人的这种特殊关系，古琴音乐成为我国古代文人音乐中最重要的内容，谈文人音乐必定离不开古琴，正因为如此，文人的思想性格、审美趣味等都会影响古琴的发展，所以古琴音乐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

　　四、《溪山琴况》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此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吴钊《徐上瀛与〈溪山琴况〉》(《人民音乐》1962年第2期)、 《一篇出色的古琴音乐美学论著〈溪山琴况〉》(《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 凌其阵《〈溪山琴况〉初探》(《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王耀珠《徐上瀛与〈溪山琴况〉》(《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 吴毓清《〈溪山琴况〉论旨的初步研究》(《音乐研究》1985年第1期)、 蔡仲德《〈溪山琴况〉试探》(《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许健《徐上瀛〈溪山琴况〉》(《艺苑》1988年第2期)、修海林《〈溪山琴况〉的琴乐审美思想》(《音乐研究》1989年第1期)、杜洪泉《〈溪山琴况〉今用之价值》(《中国音乐》1996年第3期)。

　　《溪山琴况》是当前古琴美学思想研究最集中也最深入的一个课题，代表了目前此领域的最高水平，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系统考察了该部著作，充分肯定了它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对徐上瀛从古琴的演奏实践出发总结出一整套的古琴演奏美学思想(即二十四况)，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也有文章提出对《溪山琴况》要持扬弃的态度，在继承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舍弃其不合理成分，认为《溪山琴况》所崇尚的“淡和”的风格不利于古琴本身的发展。至于它反对“去故谋新”，排斥“艳而可悦”的民间音乐，则更应进行批判。另有文章提出对《溪山琴况》不应只是研究它的音乐美学观点及其与儒道的音乐美学的关系，而应主要研究它的今用之价值。此外，对涉及准确理解把握《溪山琴况》内容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况”等字的释义，学者们也有争议。

　　五、古琴谱式的科学性与改革问题

　　此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荫浏《古琴谱式改进刍议》(1947年)、查阜西《读杨荫浏先生〈改进古琴谱式〉》(《查阜西琴学文萃》第773页)、《怎样克服古琴谱的缺点》(同上，第308页)、《古琴曲谱的来源和现状》(同上，第434页)、 何昌林《古谱与古谱学》(《中国音乐》1983年第3期)、 洛秦《谱式：一种文化的象征——古琴谱式命运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1期)、 秦序《琴乐“活法”及谱式优劣之我见》(《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4期)、 王红梅《古琴为什么要用减字谱》(《交响》1999年第2期)。

　　古琴特殊的记谱方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以上文章对古琴减字谱的产生背景和存在基础进行了探讨，并对这种记谱法的优劣展开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古琴谱的不标明准确、严格的节奏不是缺陷，而是为自由丰富的乐思翱翔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余地，减字谱在某些方面的先进之处，即使现代记谱法也难以企及;另一种观点认为，古琴的谱式不能精确完备地记录乐曲原貌，不能视其为十分完善，需要改革，这一点古人早已提出，今人更不能回避。

　　六、对古琴发展现状的分析及未来前景的展望

　　此类文章主要有林友仁《20世纪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中国古琴艺术》(《艺苑》1990年第3期)、龚一《对准时代之需要：我对发展古琴音乐的认识》(《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 冯光钰《古琴音乐与现代化》(《人民音乐》1995年第3期)、赵宋光《立字当头， 破在其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人民音乐》1999年第3期)、 蔡仲德《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音乐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以上文章提出作为古老音乐文化的代表，古琴理应得到认真全面的传承。目前古琴需要改革，需要扶持，更要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重建琴学、努力发展其优秀传统。至于古琴的现状，蔡仲德先生认为，古琴美学历来突出一个禁字：禁情、禁声、禁欲、禁变，所以导致今天的古琴艺术沦为博物馆艺术。林友仁先生则有乐观的评价，他认为古琴音乐有其充分被西方接受的理由，古琴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在某些点上出现了契合，所以古琴在今天出现了富有戏剧性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