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最好的唱法是用心歌唱(二)

　　来自于生活和舞台的歌唱体会

　　1.展现歌者的内心

　　首先是生活。我觉得一个歌者要唱好一首歌曲，应该像词曲作家一样，深入生活。生活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仅就演唱一首歌曲而言，生活的范围也很广，既是歌曲所表现的生活，作曲家、词作者所体验的生活，但更主要是歌唱家自己的生活。一个歌者要演唱好一首歌曲，生活和阅历是很重要的，毕竟歌声最终都是从歌者的内心流出的。我演唱的许多歌曲，之所以能打动听众，都得益于对生活的体验，如《北京颂歌》《船工号子》等许多歌曲都是如此。一首歌曲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它、品味它、感悟它，从年轻唱到年老，它给你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其内涵也是不断丰富的，因为歌者总在将自己的生活不断注入其中。这就像一个人读《红楼梦》，年轻时读和年老时读，它给你的感受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一首歌曲一定要有自己，也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应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到歌曲中去。这大概就是音乐表演美学中所说的“二度创作”吧。比如，《草原之夜》我唱了近50年，是我常在舞台上演唱的一首歌曲。细心的听众也许会发现，我在不同时期演唱的《草原之夜》是不尽相同的。这其中有我对10年新疆生活的记忆、怀想和感慨，有我内心情感波动的轨迹。因此，一个歌者应珍视生活，领悟生活，感谢生活。

　　2.成为人物的代言人

　　其次是人物。《乐记》说：“凡音之起，生人心者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既然歌为心声，那么歌曲中一定要有人物。歌曲中的人物是歌曲所表现的人物，但更重要是歌者自己，因为歌曲作为心声，首先是发自歌者内心的。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歌者，其演唱永远是第一人称的。这就要求歌者用第一人称去表达歌曲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成为这个人物的“代言人”;或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和歌曲所表现的人物对话，把他当做一个倾听者，把心交给他;或是和这个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他进行歌颂、赞美、评说。《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演唱就需要歌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表达歌曲中这个11岁的潘冬子的思想感情，将自己和歌曲中的“我”统一起来。同样，《船工号子》的演唱则需要歌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表达船工出身的歌手江力生的感情。《再见吧，妈妈》的演唱则需要歌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歌曲中的“妈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此时歌者就是歌曲中的那个即将上前线的“儿子”。一些歌曲的演唱还需要进行角色互换。比如演唱《槐花几时开》就需要进行角色的互换。这首民歌只有4句：“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前两句是歌者对景物、人物的评说;第三句，歌者则应扮成“娘”，对“女儿”发出询问;第四句，歌者则应变成“女儿”，回答“娘”的询问。但歌者无论是哪一个角色，都是第一人称的。50年的歌唱生涯告诉我，只有始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歌唱，才能表现歌曲中的人物，才能使歌曲中有“我”，进而真正成为“心声”。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我唱歌”，而不是“歌唱我”。

　　3.真情源自真爱

　　再次是情感。有了对生活的体验，有了作为抒情主体或者倾诉对象的人物，剩下的就是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表达是歌曲和歌唱的第一要务。任何一首歌曲都诉诸情感的表达，有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一个歌手的歌唱要真正打动听众，关键在于真心、真挚、真诚的情感表达。要做到这个“真”字，需要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需要对歌曲中人物的准确把握，更需要一个歌者珍藏在心中的爱和感恩。比如说，我唱《再见吧，妈妈》，其中包含着一种真爱和感恩。因为我把歌中的那个“妈妈”当做了自己的妈妈，所想到的也是我本人即将离别妈妈去南疆进行战地慰问演出时的情景。我唱《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时，我就把歌中的那个“妈妈”(原型为全国著名拥军模范赵趁妮)当成了自己的妈妈。这样一来，我和人物的距离就拉近了，所表达的情感自然就是一种真情。我唱《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时，内心也总是充满着感恩。我在唱《战士歌唱毛主席》《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想起周总理纺线线》《八十抒怀》等歌唱领袖人物的歌曲时，总是先将领袖人物当成自己的亲人，从亲情出发，然后再升华出一个战士对革命领袖的深厚感情。这之中就有一种感恩。作为一个军旅歌手，我演唱了许多军旅歌曲，其中也饱含着对军队和战士的爱。总之，真情源自真爱，用爱传情或许是表达真情的最佳形式。

李双江给学员上声乐课

　　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李双江战友·师生音乐会”上，李双江与战友和他的男高音弟子们合唱《船工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