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音乐与文化要相互尊重 (二)

　　30多年前，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的时候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那天我开玩笑时说到的：我很感谢你们乐团的音乐家，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73年，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当时只有样板戏可看，没有任何的音乐会可看。当时费城交响乐团来北京的演出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回忆。现在费城交响乐团中还有九位音乐家是当年来过中国的，当年是小伙子，现在都是老人了。所以，我们说对文化的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尤其像音乐，音乐是一种超越了宗教、语言、种族的特殊语言，经常被大家用做“桥梁”来进行文化交流。费城交响乐团当时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开始让他们来中国演出，很多团员紧张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少于今天，他们找到了一种交流的手段——音乐，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譬如饮食文化。当时的美国政务官在跟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大师交谈的时候，奥曼迪说：我坚决不吃中国饭。我来中国演出，我太太带着烤面包机。在中国两个礼拜的巡演过程中，我只吃我太太做的烤火鸡胸三明治，其他我一概不吃，我肯定不吃。美国的政务官就跟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学会吃中国饭，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在饭桌上完成的，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你要想跟中国人交往的话，必须学会在饭桌上跟中国人打交道。他就说：那我也不吃，在饭桌上我也是吃三明治。他是一个非常倔的老头，但是吃了第一顿中国饭以后，从此再也不吃那个三明治了。到走的时候，他甚至不想走了，顿顿吃中餐。所以说，文化对人的打动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表现来实现。 

　　音乐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年奥曼迪大师说：我要演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和第七交响乐。有人告诉他说：对不起，中国政府希望你演贝多芬第六交响乐。为什么呢?第五交响乐是命运交响乐，第七交响乐是无标题交响乐。当时我们的政治环境特殊：命运交响乐有宿命论，不能演;无标题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一定要演第六，因为第六交响乐是田园交响乐，歌颂大自然。当时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奥曼迪说：对不起，我憎恨贝多芬第六交响乐，我非常厌恶这个交响乐，我实在不想演。你让我演第三、第五、第七交响乐都行，就是不演第六交响乐。结果美国的政务官就给他做工作。我觉得很有趣，他最后说服了大师，他们在北京成功地进行了贝多芬田园交响乐的演出。

　　音乐与文化要相互尊重

　　音乐超越了国界，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音乐和文化相互尊重的问题。我在梵蒂冈演出，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到底演什么合适?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应该演莫扎特的《安魂曲》(Requi　em)，返场的曲目应该演中国的《茉莉花》。很多人，包括领导和各方面的同事都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两点原因：第一，作为音乐工作者，我们是去进行一个特殊的历史性演出，而民间的文化交流演出要突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文化间的互相尊重。对于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Benedi　ct　XVI　)本人和梵蒂冈，很多人可能不十分了解。本笃十六世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外，还是一个大学者，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对于莫扎特有精深的研究。第二，我们对梵蒂冈的文化应该有一种尊重。你对别人的尊重也会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把《茉莉花》作为返场的曲目，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首被西方人用在《图兰朵》(Turandot)里边的乐曲。结果证明，《茉莉花》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国文化如此这般彻底张开怀抱欢迎中国的旋律。

　　我觉得，从艺术层面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来面对文化对话的问题。我们对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互相理解很重要，因为很多事件都是由于文化误读造成的。文化误读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麻烦，所以文化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尤其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以一种宽容、包容的方式，以一种更为尊重对方的方式来进行文化交流。当你的宽容和尊重被对方接受的时候，他也会以同样的宽容和尊重来对待你的文化，这一点很重要。在文化的品位分析、思考力和辨别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探讨、要分析，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个小小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们很多时候多多少少把娱乐和文化混淆起来，但是娱乐和文化是不同的。娱乐毕竟是大众群体的。可能有些文化我们现在把它归类为小众的，但是小众的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呢?刚才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待和对待交响乐的远景，交响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我说这个不好回答，交响乐跟喜闻乐见是否会融为一体，我不敢回答。但是我有信心，通过我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交响乐，听交响乐。我们应该多做一些引导工作，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是需要引导的，不能单纯地迎合。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小孩子天天想吃麦当劳，这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要引导他，告诉他营养要均衡，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这就是引导和迎合的区别。不可能无限制地让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它可能影响到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今后我们的社会结构。

　　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交响乐、歌剧、艺术歌曲等音乐活动，能够让大家提升精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要远远大于对某些物质生活的需要;当然你可以说物质生活也很重要，但是讲到生活的意义就很单一了，其中的人生追求就会很少。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艺术会被商业所利用，或者说是运用，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对此，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和定位。作为音乐工作者，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为改变世界对中国的整体观念做我们的工作，尤其是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我相信，在各个领域，让别人了解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用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阐述我们的观念，在文化的平台上应用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比如说，安排《牡丹亭》和蒙特威尔第的作品同时演出，让大家看到了同一种音乐形式，对中国文化会马上肃然起敬。因为大家由此得以了解，在16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么一种完整的音乐和戏剧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和最早的欧洲歌剧几乎是同步的。另外像京剧的发展，必须要推陈出新，把原来传统的方式用新的理念推出，就是把京剧推向世界。

　　我觉得还是应该以一个国际性的方式去宣传中国的理念、中国的文化。今天的这一代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文化，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讲到冠军这个话题，我认为各个领域的冠军都是佼佼者，但是冠军绝不意味着比赛中的较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每个冠军的诞生一定都是勤奋务实的过程。我希望每个冠军都能够真正配得上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我自己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有机会出国去念书，90年代又回到国内创业。我们经历了所有时代，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真正体会到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进行交流。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个时代，更好地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