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流行音乐想把中国唱给世界听
录入时间:2012/3/19 11:23:00 来 源:中音在线     [音乐教程]    

      从“西北风”到“中国风”

　　记者：中国流行歌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意象的表述是宏大的、偏男性化的，如东方巨龙、长江黄河等，新世纪以来开始关注细小的、偏女性化的意象，如青花瓷、蜀绣等，从为民族歌唱、为祖国抒情到个人化、零散化的意象表达，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

　　金兆钧：社会生活变化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令西方哲学、心理学陆续引入，思想空前活跃，“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社会的主流声音。思想解放势必唤起历史反思，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的共同状态是“急” ，希望中国迅速现代化成为普遍呼声。我们这几年经济过热，那一时期文化更热。

　　反映到流行音乐里，从早期听邓丽君，到自己动笔写歌。南方较早接触港台音乐，词作模仿港台。北方词作与南方不同，崔健等人沿摇滚乐的道路创作。他们写流行音乐，不想再用传统的《我爱你中国》那样的主旋律写法。摇滚乐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文化为当时的年轻人所接受，又受到北方民歌旋律与歌词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西北风” ，这是近30年来中国内地第一次真正的流行音乐中国风。“西北风”表现的是群体意识和整个社会的要求。它的主题很大胆，不客气地对历史进行批判，直面中国曾经贫穷落后的事实。

　　第一批词人是50后、 60后，他们受传统文学熏陶，背过唐诗300首，写过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文革后期开始写朦胧诗。他们的歌词更强调文学性，内容是批判的，意象是传统的，倾向于宏大叙事，黄霑的《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一下用到四个宏伟的意象。这样的歌词定位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共鸣。

　　以民族乐器、民族旋律编曲的意识，上世纪30年代的港台和大陆已经存在，而“西北风”又吸收摇滚乐的思维——在文化上有批判性，演唱方式是喊唱。当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尚未开始，如今北京、上海已经说不清谁是当地人，而流行音乐是以此为基础的，各地表达各自的情绪，没有固定的言说方式和统一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仍然吟唱共同的主题，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概括“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因为传播媒介单一，一首歌非常容易全国流行。

　　1988年卡拉OK引入内地， 80年代初只有录音机，人们只买磁带，听爱听的歌，忽然有一天所有歌舞厅都改成卡拉OK厅，有伴奏、有歌词，任何人都能开口唱歌。内地没有片源，听的几乎都是港台音乐。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港台流行歌曲，以前没有引进版，屠洪纲、景岗山翻唱齐秦，但内地几乎没有人听过齐秦的声音。

　　人们生活更实际，关注自我，关注青春，所以齐秦、童安格、郑智化、小虎队流行起来。校园民谣兴起，老狼、高晓松是港台校园民谣在内地的一次复制，他们的作品现代诗色彩浓重，采用八分之六拍，描写学生生涯，不再像崔健作品那样沉重。中国风体现为冯晓泉的《中华民谣》 ，古诗词元素加现代语感，“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 ，被评为十三不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还体现为屠洪纲的《中国功夫》 《霸王别姬》 ，窦唯的《艳阳天》等。

　　琼瑶最早把《诗经·蒹葭》翻译成现代歌词《在水一方》 ，古代意境加现代汉语，其后陆续有人在作品里加入中国风元素，这类作品从大集体走向小群体，走向个人，语感上文白混杂，姚谦和林夕也是这个路子，在北方影响不大，在南方则是作词主力，替代了黄霑。再后来有王力宏、陶喆、周杰伦，他们影响大，但“中国风”不是他们发明的，只不过方文山等人对中国风更有自觉。以古诗词元素加朦胧诗加现代口语的混搭为形式，音乐上则紧追国际潮流，采用嘻哈风格。

　　社会文化氛围不同会影响到实际精神内涵的不同，“西北风”批判性强、责任感重，还是群体化成人意识，没有太多青年意识。但流行是每一代人自己的流行，新世纪以后的年轻人受大众传媒娱乐化影响，谁火就追谁，音乐人是什么风格对他们意义不大，娱乐时代偶像效应更有影响。周杰伦有各种风格的尝试，早期作品写动漫题材加上嘻哈曲风深受初中生欢迎，家长、专业人士都批判，他为了拓展市场，有意识渗透传统元素，歌词文白混搭，旋律采用五声调式、古朴曲调，配器引入琵琶二胡，此种“中国风”当家长的则认为靠谱。

　　“西北风”是第一次有意识打造的中国风，第二次有意识的打造，是周杰伦、王力宏等人不约而同引入中国元素，加之个人明星效应、媒体推广。两次之间一直有中国风，但没有这么自觉，偶然性比较大，比如《中华民谣》之后有《花好月圆》 ，它们的节奏旋律都差不多。

　　流行音乐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音乐人意识到要形成独特个性，文化传统仍然可助一臂之力。就华人世界而言，古人千锤百炼的诗词仍有审美价值，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说成语，而民族乐器又非常容易暗示我们的民族身份，中国音乐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