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二)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

　　2002年，他的第二次修订版正式出版发行了。此次，因出版社资深编辑刘玲老师退休，我做了汪先生的责任编辑，但审定工作还是由刘玲老师完成。对此，汪先生在修订说明中写道：“诚挚地向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刘玲同志(她为这本教材前后工作了快20年了) 、牛抒真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而当正式出版后我几次再读、再审、再修正时，开始经常和汪先生联系，因为关注历史，除对书稿之中的许多方面不断探讨外，也对书稿之外很多同期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问询他的看法。汪先生此时很善谈、很直率、很轻松，由此让我了解了不少史书外鲜为人知的甚至妙趣横生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险象环生的一些经历。我告诉他我看历史有时很纠结，汪先生告诉我历史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但谈及学术问题他相当严谨，有一次他指着书桌上一大摞图书告诉我，他正在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以了解从不同视角看同样问题的不同认识，让自己更全面、更客观地做出分析，而不至于固守偏颇;他也认为我思维活跃，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并推荐一些他认为值得一读的书目给我，支持我按自己的兴趣去实现读万卷书、而后行万里路的规划。

　　与汪先生的交流中，我也坦言对第二次修订版从体例到内容上不足部分的意见，汪先生很大度，甚至还具体告诉我音乐界哪些前辈持有更尖锐的意见并把一些复印材料让我看，然后很淡定地说：以前他的著作有很多时代的烙印或政治色彩，但在当时那也是他“真实、客观”的认识，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的局限;后来他不断地修订自己过去的著作，也是反映他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反思以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但仍然有局限性;以后还会修订现在的著作，也许是有了更接近史实的“真实、客观”的认识，即使这样，局限性还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所以，多听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只会使自己更清醒、有进步。

　　直到此时，我对汪先生人品、学品的由衷钦佩最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