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四)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 》

　　2010年的最后一天，汪先生约我见面，说有事要听听我的意见。当他优雅地掐灭手中的香烟开口时，原来的计划又改变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向他提出编写一部实用教学新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 》 ，虽然他告知要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但我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他已深思熟虑并下决心要做成此事。我沉思良久，最后尊重他的决定，并表示支持他再做一搏，因为近现代音乐史上1949年—2000年是个空白，很不好写，但应该补上。

　　2011年4月中旬，值作曲家谭小麟(1911—1948)诞辰百年，上海音乐学院邀请汪先生赴沪参加研讨及相关活动。我也参加了，其目的是作为特约编辑要明确知道洛秦教授对书稿的具体要求及落实汪先生回忆录的约稿和出版事宜。洛秦教授作为音乐学家和音乐出版家果然眼光敏锐并要求全面——系统、完整、精练、实用。无疑，这对已经82岁的汪先生极具挑战，但仅在6个月之后，初稿便完成并交付给了出版社。

　　这一年，汪先生也获得中国音乐界最高荣誉——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亲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说他的回忆录要动笔了。

　　2012年5月30日和6月7日，我的电子信箱里收到了他的两个部分的文本，他让我看后提出意见。但后来听蒲方教授说，仅隔几天，在汪先生83岁生日那天，他突然病倒了。

　　我和我的先生去医院看望他，他的生命体征都好，但没有意识。我祈祷着，也许是因为太劳累了，要长长地休息一段时间吧。

　　但真的得知汪先生离世的消息时，我才深刻意识到：历史从来不缺位，而史书从来不完整，他把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这也许就是一位史学家的命运，汪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但多给后学者留下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 》 ，肯定会有局限，但却是他留下的自己人生最后的“真实、客观”的认识。

　　后学者应该感谢他，更要有勇气超越他，这是他的愿望啊!(牛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