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民众,王西麟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喜欢王西麟音乐的听众,有很多是中外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地质学家鲁石、思想家丁东、学者杨汉伦、美国音乐学家约翰·鲁滨孙、波兰作曲家潘德雷茨基、前苏联作曲家古柏杜里纳等。王西麟也经常在国内外大学里举办讲座,包括美国耶鲁大学,国内的清华、北大,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他收到很多年轻听众的来信,表达对王西麟作品的感受。
倔强偏执的个性招致很多的非议
但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在圈内却是提及色变的对象,关于他的怪异和疯狂,执拗与不开窍,流传了不少“段子”,以至于超过了对他艺术上客观评断。
苏立华说,上世纪80年代,崔健曾有一首歌叫《受伤的苍鹰》,作曲就是王西麟,在这首歌录制现场,王西麟曾由抽泣而嚎啕大哭,并“猛地从调音台前站起来,张开双手,大声喊道:‘啊……伟大啊……伟大!不是他伟大,’他指着正戴着耳机目瞪口呆站在话筒前的崔健,随后又指向自己:‘是我伟大!我才是真正的歌者!我才是真正的歌者啊!’”
见过王西麟的人都会对他的与众不同印象深刻,比如那棱角分明的国字脸,那大多数时候都紧皱的眉头,那低沉浑厚的嗓音,和说着说着就开始激动的神情和语气。记者也曾听不少人提起过王西麟不识时务的怪异举动,特别是他容易失控的情绪和激烈的言辞。活到70多岁,王西麟依然没有掌握的技能就是“圆滑”,对于自己不认同的作品和作曲家,王西麟会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指出不足。
几年前,《人民音乐》杂志曾刊发王西麟万言长文《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王西麟对当代最著名的几位作曲家一一点名,指责他们的作品缺乏“人类命运关注”,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变成‘技术大师,思想侏儒”,引起轩然大波。并不是人人都受得了王西麟那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话,因此专业音乐圈对王西麟的态度其实很微妙,有不少人喜欢他、欣赏他、同情他,也有不少人讨厌他、反感他、骂他,还有一些人,只专注听和研究他的音乐,但是不与他有任何交往。
苏立华的愤愤不平来自于社会和音乐界对王西麟的不公正待遇,“王西麟创作了大量在国际上被高度评价的作品,可叹国内给他举办音乐会和录音的,多年来主要是北京交响乐团和指挥家谭利华。即便是他的母校,演奏他的作品也几乎只是走个过场,挑选一些不会引起政治联想的作品或一部完整交响曲的部分乐章。”以至于到现在,无论什么乐团,只要能演出他的作品,王西麟都会同意并很感激,“无情的现实把他磨练成了一流的推销员,每次他都会把音频、文字和乐谱等资料准备得极为漂亮,发送给每一位潜在的合作者。这些合作者,听了王西麟音乐作品的几乎都在力推他,努力在国内外促成他的作品的演出。”
一头流血的狮子人鬼之间的信使
“我知道有些人,特别是音乐界的,受不了王西麟的言行举止和说话方式,我很理解,我当初也受不了。当你看到一个疯子发疯时,你是去嘲笑他或阻止他的疯狂行为,还是去设法给他治病?还是把自己也变成疯子和他们一起发疯让路人嘲笑和唾弃?你可以把王西麟视为一个疯子,但不要去取笑他,应该去治疗他”,这是苏立华想帮助王西麟最根本的初衷,如今我们看到的王西麟的样子,并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更多的是命运使然。
“今年77岁的王西麟像他那个年代大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难逃‘文革’浩劫。1962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因为在一次学术论坛上激烈批评当局的文艺方针,被下放山西长治14年,其中7年在大同经历了批斗,拷打,刑讯,受尽凌辱,其中的苦痛自不必说”,苏立华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但是在精神上,王西麟更多的继承了鲁迅的衣钵,他的作品充满了深刻地思考与批判性,尤其是他的《第四交响曲》,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吉姆·科特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对不人道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而仅此一点,如果不论及其他的话,就能把他列入近50年来国际作曲家的前列。”
但是就是这样充满对人性深切关怀的作曲家,却总是被误解为反社会,也导致他的人和音乐被孤立,再加上他从不屑于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更不屑于敷衍了事去搞钱,看着庸才和弄虚作假的伪艺术家灯红酒绿,风光人间,自己却孑然一身,孤苦地拖着跛脚四处找人演奏自己的作品,难免愤愤不平。这种情绪反映在音乐中,在充满力量的痛楚、抗议、悲悯之外,偶尔会透露出哀怨的诘问,以及难以自抑的自怜。
其布厄,是傈僳族弹拨弦鸣乐器。傈僳语“其”是弦子,“布厄”为傈果,意即圆筒形的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