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之乐”看晋地音乐文化的先进性 (二)

　　3、无论是陶铃还是铜铃均为合瓦型，开后世中国独特的编钟形制创造之先河

　　陶寺遗址中出土乐器每一件都弥足珍贵，但最值得关注的是铜铃，虽然仅出土1件，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这件铜铃却呈合瓦状，为商代以下铙、钟类乐器的形制开了先河。同址中还出土了多枚陶铃，也是合瓦型，如果推测不谬，显而易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应当是陶铃在先，只可惜尚未在它处发现更早的陶铃。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冶铜地点之一，据《史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首山又称首阳山，一说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近年来，在榆次、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地出土了龙山晚期乃至夏代的青铜器。商周时期无论是铙、镛、铎、钲，还是钮钟、甬钟，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呈合瓦型，正是这种形制，成就了钟类乐器一族④，所谓“合瓦型”钟，其声波与寺庙所用的圆形梵钟最大之不同是声波易于消散，声音清亮而不浑浊，而且，这种形制从理论上讲可以形成“一钟双音”，经过多少代人的实践，终于将这种理论在商周之际成功地变成现实，这是中国人的创造与骄傲。从出土物来看，这种“合瓦型”钟的祖型最早出处恰恰是在三晋的土地上，开了后世钟类乐器的先河，具有开一代乐风之重大意义。

　　仅以上三点，就足以证明晋地文化在当时的先进性。在山西，夏文化之前的出土乐器达36件之多，品种亦多，是目前任何一个省份都无出其右的。如果依照历史上三晋之地的区划范围来看，乐器的数量还要更多。

　　山西的商代方国文化遗存，分布较夏文化的地域更加广泛，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并存和互为影响的局面，亦出土了相当数量与品种的乐器，有磬、埙、铎、管、铃、鼓、等，严格地说，以上所说有些还不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乐器，更多为信号乐器一类，但其给人以愉悦的音响、以及所具有的某种特定含义的功用性，说明当时先民的审美意识和情趣。

　　山西商代的音乐文物，从目前出土的情况来看，主要是敲击类。潞城、阳城、平陆、灵石等地各出了一枚特磬，与前代不同的是，此时的特磬进入了磨制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标志着特磬乐器功能性的加强。这个时期的另一特色，是青铜类乐器的数量和品种有了明显增加。灵石旌介商文化遗址中出有一定数量的铜铃，石楼还出土有铎形器和铜管，虽然目前对这两种器物在当时如何使用尚不明确，但不排除作为乐器的可能性。在山西，铎这种器物为何在此地孤立地存在;为何此物带环镂空，与南方巴蜀楚越文化中的铎有何种联系;铜管的用途及功能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此外，龙山时期即有的鼍鼓，在灵石旌介遗址中亦有发现。显示了音乐文化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山西境内尚未发现先秦阶段的弦乐器出土。关于这一点，应该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先秦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弦乐器多在中国的南部，在楚、越文化的范围之内，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周代的北方没有弦乐器，文献资料可以补充这种不足。《安邑县志》中有舜在运城盐池旁奏五弦琴的记载，直至民国时期在当地仍有以誌纪念的木牌坊，虽然此系传说，但联系到此地为夏文化的中心地域，在民间长期有此说法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近年来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在商代已经有了弦乐器，而《诗经》中亦记载了琴瑟类弦乐器，没有出土的原因应该从地理、气侯、葬制等多方面考虑。

　　进入周代，成王将其弟叔虞“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唐叔既带了周族的政策与文化，也不得不和当地强悍的夏族和戎狄土著族的文化和风俗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发达的晋文化。作为中原文化区域的周的礼乐观念就是在这种融合与发展中，在晋这片沃土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著名的音乐家师旷成为周代音乐家的杰出代表，有“师旷之聪”的美誉。直到如今，他的故事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全国范围的许多地方，相当多的民间艺人以师旷作为先师和偶像而加以供奉。此阶段晋文化中心地带出土的金石乐器之多之丰，足以说明晋音乐文化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