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之乐”看晋地音乐文化的先进性 (三)

　　周代占主导地位的金石之乐，可以从山西出土文物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土的此类乐器有六百多件套(如果按当时晋地的范围，出土钟磬的数字还会大大增加)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仍循周礼，而“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乐”，也必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山西有多处相对集中的金石乐器出土地点。从这些墓葬群中乐器陪葬的使用情况看来，当时的礼乐制度的确是严格而规范的。此外，自西周中期至春秋阶段钟的组合从单一到四件、八件、十六件乃至更多，亦显示出中原钟类乐器的发展脉络。曲村晋侯M9中出土的西周中期的4件编钟，考古学家们认定为同时期的最大组合⑤，说明晋音乐文化在其时的领先地位。侯马上马墓地M13出土的9件钮钟，“在钮钟中是相当早的一例”⑥，亦为晋音乐文化的领先地位提供佐证。

　　山西出土金石类乐器较为集中者有七个地点。分别为1、北赵晋侯墓葬群;2、临猗程村春秋墓群;3、长治分水岭春秋、战国墓群出土的金石乐器;4、万荣庙前贾家崖墓群;5、侯马上马墓群;6、太原金胜村墓群;7、新绛峨嵋岭柳泉墓地。这七处地点就出土的钟、磬等近600件，加上其它地点零散出土的数十件，可谓极大的丰富。

　　目前所见晋地的钟，最早为西周中期。洪洞永凝堡在两座墓葬中出土西周中期甬钟各1件，曲村M7092出土甬钟1件，晋侯墓地M9有甬钟4件，西周晚期墓多为8件、16件，春秋早期亦为16件。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19件，虽有5件的纹饰不同，但由同墓所出，仍应视为同期较大的组合。战国时期的潞河七号墓，同出鎛钟、甬钟与钮钟计40件，当为山西钟类乐器的最大组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晋侯墓地的M8、M64以及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中出土的钟类乐器，虽属同墓所出，在同组中其形制与纹饰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由此说明当时的编钟非为一次性的铸造完成，而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增加每编的数量，并由乐师加以调音，从而使得组合的数量增大的。

　　山西钟的系列是有其延续性的，铸造工艺精湛，音律清晰，充分反映出晋文化的水平。晋国之所以能产生师旷这样的音乐天才，与其时晋文化的高度发达是密不可分的。如此多的编钟集中于此，既说明当时晋国势力的强大，也使我们对墨子何以“非乐”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在曾侯乙编钟的铭文上，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多国的律名、阶名与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其中十二律的异名中有晋国的槃钟、六墉，由此说明在当时各国之间音律的名称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还处于不甚规范的状态，晋与诸侯国在音乐文化上既相互影响和交流，也有自己的特点。十二律的律名是在各国文化交融中逐渐走向统一的。

　　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北赵晋侯墓地，断代清楚，清理规范。从时间顺序上看，编钟从西周中期的两件、四件一组到八件一套乃至十六件一编的演变甚为清晰，所出编钟多为实用器，为研究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的晋国音乐、编钟的堵与肆、编钟演进的过程、音律的关系提供了详实而珍贵的资料。除被盗掘流失者外，从六座墓中共出土钟磬类乐器80件(尚有M91已经破碎的多件钟未计)。更为要者，在M64中出土了“楚公逆”钟，这为研究当时诸侯国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如果加上闻喜上郭西周晚期墓出土的编钟16件，编磬10件，以及从非正常渠道运到台湾的晋文公时代的子范编钟一套16件，这一时段从晋侯、晋公墓中出土的乐器竟然达到122件。这并非全部，晋世系中的多朝君主的墓葬尚未发现。即便如此，也已经显示出晋音乐文化在其时的领先地位。

　　此外，还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关注。

　　1、铸铜遗址中所出钟范为全国之最。

　　侯马新田时期音乐文化为中国音乐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大量的钟范，这在全国可谓是独一无二，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金石之乐文化。出土的模范涵盖了钟体的各个部位，从而加强了我们对钟体各部位铸造方式的认识，这包括钟枚的嵌入等等。侯马铸铜遗址中出土的数万块陶范，代表了周代铜器铸造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其中的钟范，更说明与音乐的关系。这也是迄今中国最大的陶范出土地点。在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中，可以确认为钟的各个部位的模与范计1113件。侯马市近期发掘的另一处遗址中，又有一大批陶范出土，而且主要是钟范，这就意味着钟范的数量还要增加。这些钟的模范，其精美的程度，纹饰之丰富，使我们感到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是当时所铸之钟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钟或是在历史的沧桑中消散，或是仍未见天日。通过对这些钟范的研究，我们在慨叹古人高超的铸造技艺的同时，亦从其身上解开了钟的铸造之谜。在将钟的不同部位分体制模范后，再加以聚合，其中钟枚的模范可一件件单独完成，再嵌入大的模范相关部位。考古工作者们将钟范按比例进行测算，其中有一件钟竟然高达1.67米。在此不由使人想起晋平公铸大钟，众人皆以为调，而天才师旷以为不调的故事。平公之墓在哪里，大钟是否与之相伴呢?

　　固然，铸铜遗址是在侯马，而侯马又是新田时期的都城，但此铸铜的场所并不是说新田时期方有，同样，铸铜遗址也并未随着三家分晋而消亡。大量的、形制各异的钟模范，反映出晋音乐文化的繁盛。

　　2、明器观念的形成与演进

　　历代统治者都想在其殁后依然享受曾在人间得到的荣耀，这可以从多地出土的墓葬中得以充分地显示。我们可以从陪葬物品中看到当时的礼乐制度。从山西出土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墓葬当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西周时期的陪葬品均为实用器(M9之4件编钟虽然锈蚀较为严重，测音数据不甚可靠，但依然是实用器)，到了春秋早期，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开始有了实用器的替代物，这就是明器。明器者，冥器也，指专为陪葬所用的器物。从山西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金石之乐可以反映出从实用器向明器转化的过程。北赵晋侯墓地主要是西周时代的墓葬，但是其中93号墓的年代已经进入春秋早期。墓中的16件甬钟，虽然与实用器从形制上没有什么区别，其钟体较厚，亦能奏出音律，但以晋国的音乐水平来看，这套编钟显然是不能用于实际演奏的，这表明已经开始了实用器向明器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