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器乐形态即以“八音”为标志的各类乐器(金如钟,石如磬,丝如琴瑟,竹如箫管,匏如笙竽,土如埙,革如鼓,木如柷圄)构成的“华夏旧乐” ,以编钟和编磬为代表,合称“钟磬乐” 。这是我国第一代器乐形态。在西周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社会结构中,钟磬多为上层统治者所使用,“士”多用琴瑟(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 ) ,奴隶阶层则用“埙”和“土鼓”一类的民间乐器,有着鲜明等级界限和阶级区分。宗庙之中,天子诸侯以“钟磬乐”祭祀天地神灵先祖,在庄重肃穆的音乐中求得心灵净化,以音乐的和谐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钟鼓喤喤,磬管锵锵,它以金属富有穿透力的音响,玉石材料圆润透明的音色,皮革乐器宏大的音量在人类音乐中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展现王者之气,走在了世界前面。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大量制作钟磬乐器,“钟磬乐”得到空前发展,从各地区出土大量编钟、编磬的事实中可以证明。战国时期,歌舞音乐开始风靡各国宫廷,中国音乐由“乐舞”形态向“歌舞伎乐”形态转型,器乐形态也由“钟磬乐”向“丝竹乐”转型。这是由于轻便的丝竹乐器更加适宜于轻歌曼舞音乐情调的需要,宫廷音乐步下神坛,“神”的音乐逐步演变为“人”的音乐,为更富于人性化色彩的歌舞伎乐所取代,成为主流音乐形态,开辟了中国音乐历史新阶段。但是,“钟磬乐”并未完全失去其历史地位,依然在历代宫廷雅乐中奏响,虔诚祈求天地浩气、神灵保佑、先祖庇护,为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子孙祈福。这是庄重神奇的音乐世界,所有乐器全为地地道道汉族乐器,是我国最古老的器乐组合形式,音乐则被称作“华夏旧乐” 。
二、丝竹之戏 音响齐发
中古时期的歌舞音乐再一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世界各国歌舞中具有独树一帜的风貌。中国器乐文化在西域乐器和华夏旧器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中“凤凰涅槃” ,在烈火中重生的中国器乐以更加开放性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之林而毫无愧色。
“丝竹乐”盛行于中古时期。经历了汉代“相和大曲” (常用乐器有节、笙、笛、琴、瑟、琵琶、筝7种,其中琵琶即阮,均为汉族乐器) 、魏晋时期的“清商大曲” (常用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15种,依然为汉族乐器,享有“华夏正声”美名)和唐代“燕乐大曲” (包括“龟兹乐” 、 “西凉乐” 、 “清商乐” 3种不同风格音乐及其乐器组合)三个阶段。中国器乐形式由单一汉族乐器衍变为和西域乐器争奇斗艳、各显神通的时代。乐器是音乐演奏的器具,器乐是乐器演奏的音乐,两者互为表里。从汉代“相和歌”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到唐玄宗在梨园的“丝竹之戏,音响齐发” ,中古时期的“丝竹乐”色彩缤纷,魅力无穷,各怀绝技,引人入胜。
唐朝是中国歌舞音乐的黄金时代,西域歌舞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各民族歌舞荟萃中原,缔造了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时代。这样一种文化高度发展的盛况,具有一种全方位性质。唐朝全国人口最多时为5000万人,诗歌、音乐、绘画、建筑、舞蹈、服饰、化妆各个领域的成就都超越了前代。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疆域扩展、民族和睦诸多因素之外,唐朝统治者的音乐文化开放观念与其家族渊源有着密切关联。李唐王室的家世,与北朝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有不少渊源,唐世祖独孤氏、唐高祖李渊的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氏都娶自鲜卑。因此,唐宗室的婚姻习俗、衣着装束甚至两性观念都具有鲜卑族遗风,对西域音乐的耽爱也有着家族渊源的基因。正如诗人元稹在《法曲》诗中所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沉多咽绝, 《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隐藏在文化现象深处是正是统治者的导向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论断:“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精辟印证了“大唐帝国”在近三百年统治中对中国社会的开放性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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