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管弦乐的三千年和三十年(六)

　　目前，超一流的民乐演奏团体如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的崛起，为全国各地民族管弦乐团体的建设树立了表率作用。

　　20世纪西方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国，对中国人“耳朵”产生最大颠覆是西方“复音”体系的影响，即各种音乐形式多声部立体化音响追求渗透到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各种形式之中，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审美观念超越国界成为一股世界性时代潮流，和传统音乐血脉相连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也挣脱了传统的桎梏进入现代音乐的质变时期。

　　一个世纪，对于文化变异而言，只是历史一瞬间，但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形成了70年积淀和30年爆发这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文化现象，完成了通常文化质变需要几百年才见成效的历史使命，令人刮目相看。

　　1927年，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即说：“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我们想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明确提出国乐改进需要“介绍西乐” 、“配合复音”的主张，实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远大理想，并创作了“二胡十大名曲”和三首琵琶曲以及一首丝竹合奏曲，成为传统音乐与现代作品的分水岭。1919年，郑觐文成立“大同乐会” ，宗旨是“复兴宫廷雅乐，实现世界大同” 。但是，时代潮流却把他推向我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创始人地位。1933年4月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郑觐文和柳尧章根据五首古典乐曲整理改编的《国民大乐》 ，第一次将乐队分为管乐、弹乐、拉弦乐、击乐四大声部，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多声部特征的基石。1934年聂耳担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副主任时组织“百代国乐队” ，灌录了《金蛇狂舞》 、 《翠湖春晓》 (聂耳曲) 、 《彩云追月》 (任光曲) 、 《花好月圆》 (黄贻钧曲)等10余首合奏曲，成为我国小型民族器乐合奏的经典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