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管弦乐的三千年和三十年(四)

　　唐朝常用乐器极为丰富，有琴、瑟、筑、笙、箫、篪、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筚篥(管子) 、羌笛、羯鼓、鸡娄鼓、答腊鼓、腰鼓、毛员鼓、都昙鼓、钹等等。郭沫若曾说：中国乐器凡单音节词都是古老的本土乐器，双音节词都是历史上的外来乐器，这样的区分大致概括了乐器名称的特点。这些乐器或者用于独奏，或者以各种组合组成小型的“室内乐”形式和大型的合奏形式。独奏形式如前面引述的唐人诗句，唐朝诗人在大量诗作中将音乐凝固为优美的文字传之永恒，现代知识分子则多为“乐盲” ，归根结蒂，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问题，相比之下，未免使今人汗颜。唐朝器乐合奏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712年—756年在位)具有多方面音乐才能，是盛唐音乐缔造者。他开创了我国大型器乐合奏形式，人数达300人之多，相当于今天欧洲三个管弦乐队的总和，实在难以想象。唐玄宗宠爱的宫廷歌手念奴歌唱时：“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 (元稹《连昌宫词》 )由25人吹笛或筚篥为她歌唱伴奏，使声乐器乐追逐交响。 《杨太真外传》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筚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些都是唐玄宗时的“室内乐” ，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唐朝器乐艺术之精美无与伦比。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长卷中有两个画面形象记录了“凝固”的音乐：前者是三支横笛和两支筚篥的管乐演奏画面，另有一人打拍板;后者是独奏琵琶。韩熙载为官宦巨富，投南唐后屡献国策不为后主李煜信用，反遭猜疑，以歌舞声色自娱。李煜派遣画家顾闳中和周文矩夜入府中探听虚实，画家将所见所闻画作连环长卷献给李煜。五代末期距唐玄宗时已有两个半世纪，器乐形式却依然保存着唐朝遗风，笛声的寥廓，觱篥的幽雅，加上拍板时断时续的拍击，可以想象这种乐器组合音色调配的典雅气质。琵琶是唐朝的时髦乐器，保留着外来琵琶横抱拨弹原生形态，在唐代形成我国琵琶艺术第一个高峰时期，唐诗中有许多出色描绘。韩熙载头戴黑色峨冠，斜坐榻上，满室宾客凝神屏息，侧耳聆听，演奏的精彩应丝毫不逊于白居易在船上听琵琶女弹奏的魅力。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为抽象的艺术，音声奇妙，稍纵即逝，除了古谱和活态传承的民间音乐中能够保存较为真实的音乐本体外，诗歌与绘画则间接地以“音乐形象”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唐朝器乐文化有着贵族化的时代特色。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器乐面貌能够有更多了解，应该感谢唐代诗人和画家以高度音乐修养与鉴赏力在诗歌绘画中留下的信息形象。

　　中古时期的歌舞音乐再一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世界各国歌舞中具有独树一帜的风貌。中国器乐文化在西域乐器和华夏旧器两种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中“凤凰涅槃” ，在烈火中重生的中国器乐以更加开放性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之林而毫无愧色。

　　三、鼓乐吹打 源于民间

　　任何时代的大型器乐形式往往是器乐文化时代精神的象征。吹打组合确立为器乐合奏主体地位后，火热、粗犷且带有“炫技”特点的中国器乐文化以“俗乐”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反映了这一时期在封闭条件下发展持有的独特面貌和必然的历史命运。

　　近古时期的宋元明清(960—1911)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北方游牧民族屡屡入侵的威胁，使得两宋统治者在文化政策方面提倡“复古” ，以恢复汉族的正统地位与号召力;满清皇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拒绝西方经济贸易的同时也将文艺复兴后崛起的欧洲文化艺术拒之门外。同时，宋代市民经济高度繁荣使得市民艺术迅速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内外因素交织使得中国音乐形态再一次发生转型，由“歌舞伎乐”形态向“俗乐”形态演变，高度繁荣的唐朝宫廷燕乐已一去而不复返。中国器乐面貌最大变化在于抛弃了贵族血统，穿上了平民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