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章标题这个话题几年前听闻有音乐学院开设音乐评论专业时我就想写,去年纪念李凌百年诞辰期间也想写,最近《音乐周报》上频频载文议论乐评的事:终于就动手写了。
首先是概念的界定,一会儿称“乐评人”,一会儿称“音乐评论家”,究竟是同一概念,还是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前者隐含谦虚,后者隐含庄重;前者略带业余,后者无疑专业。就如同歌唱演员,大多流行唱法者被称为“歌手”(走红者称为“歌星”),民族唱法者、美声唱法者被称为“歌唱家”,显然“家”的称号比“手”的称号高大上,并且“家”者无不拥有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履历,“手”者多有自学成才者。除了词语感情色彩的差异之外,词语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区别。通常被称为“乐评人”者,主要是撰写音乐会评论,放大一点说就是对音乐演出进行评论,他不评论作品。比如乐团演出世界大音乐家有定评的名作,乐评人是不可能对作品本身作评论的,只能评论乐团的演奏、歌者的演唱以及指挥的处理和表现。此类音乐评论,犹如食客品评菜品,只要有美食的经验以及由此而养成的对美食的感悟能力,哪怕对烹调的专业技能所知不多,也可以畅谈自己的品尝感受,即使说一点“无知者无畏”的话也没大事。而音乐评论家则不然,他不但要更为谨慎地做上述同样的工作,还要深挖其成因,这就需要更多的专业准备,才能使评论更为中肯、准确并具有启发性,从而对乐坛产生影响力。一个音乐评论家的评论对象,不仅是演奏、演唱、指挥,更重要的是各类新作品创作上的优劣成败。他的关注点不只是音乐会现场,还有戏曲、影视、舞蹈甚至杂技等多种综合艺术中的音乐部分,音乐方面的书籍、报刊和音像制品等各类出版物,还应该关注社会音乐活动的组织和导向等。一句话,音乐评论家的“评”是全方位的,他的作用和价值高于“乐评人”。同理可知,以音乐评论为重要任务之一的报刊如《音乐周报》、《人民音乐》,也应当以全方位的音乐评论为己任,而不应局限于音乐会评论。这一点上,《音乐周报》自开辟B叠以来,就有了可喜的全面开花的改进。至于《人民音乐》,则一天天走向学术化、庙堂化,规格虽高,倘论及时地影响乐坛,那几乎不可能。
能担当上述重任的音乐评论家,当代音乐史上屈指可数,其中重量级人物之一当推李凌——这就是本文我曾想以“从李凌百年诞辰想起”为题的缘由,因为他的身份定位中常有“音乐评论家”一说,而且众所公认,当之无愧。记得文革当年混乱中我搜罗到好多音乐书,其中有一本李凌的《音乐杂谈(二)》,反复阅读,津津有味,每文不长,但读来总有所得,在加深我对音乐的喜爱上功莫大焉。他的评论,涉猎范围非常广泛,表演和创作的各种门类都有涉及,至今我还记得有一篇是评拍成电影的舞剧《五朵红云》的音乐。十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读到《音乐杂谈》的第一册。李凌以外,前辈音乐家中有的以作曲名,有的以音乐教育名,专事音乐评论而成为权威者委实不多。但考察李凌等专家在音乐评论上的威望,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不靠音符吃饭而靠文字吃饭”的所谓音乐评论家,他们有过极为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经历,他们演奏、演唱、作曲、指挥,后来是各种契机使他们慢慢将精力和关注点转移到音乐评论上,这样的经验和素养才使他们在音乐评论中获得了充分的发言权,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再加上他们从业早,资历深,资格老,提携和奖掖了大批后辈,这样才确立了他们在音乐评论上的权威地位,他们一言九鼎的声音,才能对乐坛产生影响力。
很难设想,音乐学院能够通过音乐评论专业四年或更多些时间的学院学习,将一个稚嫩的高中毕业生培养为一个音乐评论家。当然这样的要求苛刻了,人家会质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能成为文学家?问题的症结在于音乐评论家是在音乐工作者中自然形成的,长期的音乐实践使他们有体会、有思考、有话要说、有文字能力来说,音乐评论家就产生了。试想,有什么直接对应的课程,可以使学生一跃而成眼高手低的、“宜兴夜壶独出一张嘴”(吴方言俗语,义为只说不做)的批评家呢?就算出了几个从学院到学院的评论家,搞创作或演出的音乐家会买你的帐吗?与其开设专业来培养,倒不如倡导业已成熟的音乐家多多参与到对现实音乐现象的评论中来,倡导音乐理论工作者从学术的高阁中走下来多关注身边的音乐。我读了二三十年《人民音乐》,我发现乐意用文字来说话的音乐家越来越少,我渴望读到知名的音乐家谈他们对音乐的看法、他们创作和演出的甘苦,但这样的文章很少碰到,连篇累牍的是多如牛毛的各类高校下属音乐学院的味同嚼蜡的论文。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倘能征集到从赵季平、徐沛东开始的那么一大批著名音乐家每人一篇谈乐文章,汇集在一起,那该是何等的美丽壮观,那成果肯定超过李凌当年的《音乐杂谈》,作为前辈音乐评论家的李凌也能含笑九泉了。(顾礼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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