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仁：中国钢琴的发展历程充满艰辛(二)

　　中央音乐学院创立以后，没有三角琴，我们的基础太差了，国家为此专门请来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课。从全国各地精选青年演奏家来这里听课，像刘诗昆他们那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就是为了跟专家学习，国家才给我们买了三台德国的博兰斯戴(Bluthner)钢琴，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了三角钢琴。直到1956年，我去参加德国舒曼杯国际钢琴大赛，舒曼比赛是国际上非常重要的比赛，那时候我都还是没有三角琴可弹的，全部都是立式琴，所以我说，我们都是“在立式琴上长大的”。

　　今天，在中央音乐学院处处都能看到斯坦威(Steinway)这样国际一流的钢琴，甚至我们好多家庭都有自己的三角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回想我自己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才20几岁，我就想，我自己还没学够呢，怎么就去教学了?但是没有办法，那时候中国缺少自己的钢琴老师，我们的外国老师有俄国人，更多的是犹太人。因为二战的时候，犹太人逃难逃到了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不接受犹太人的，中国接受他们，所以犹太人对中国人非常有感情。直到现在，我国外的一些犹太朋友都是去过上海的，在到了别的国家以后，他们还是怀念中国，他们说，中国太好了!给了我们一个避难所!我自己就跟好几位犹太音乐家上过钢琴课。

　　后来，这些钢琴家大部分都走了，但也有很多留在了中国，我的一位德国音乐老师就一辈子都在中国工作。他原来是柏林音乐学院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到了中国后，我跟着他学习了一段时间，他那时候来我家里给我上课。有一天他没有来，从上海虹口区来了一位黄包车师傅到我们家，虹口区那时是犹太人的聚集地，黄包车师傅告诉我，老先生去世了!那么著名的钢琴家，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是在去世了很多天才被别人才发现的!所以，就是这样一批非常好的国外音乐家，在当年的中国，对中国人的西方音乐教育的启蒙起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贺绿汀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我去找他，我说：“我想到法国去留学!”他说：“你别走了，你留在这儿吧!我们这儿没有老师。”我说：“我自己都还没有学够，我出去两年，一定会回来的!”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就需要你，将来国家会培养你!”于是，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去过。像我这一代钢琴老师，自己还很年轻就开始工作了，那么怎么办?基本靠自学，靠我们国家在越来越富强的过程中，常常邀请外国专家来讲课时学习。有一年巴黎钢琴比赛，我们要派学生出去参赛，文化部专门请了法国钢琴家来上课，我就利用那个机会，足足听了一个月的课。我想，当年我去法国留学没有去成，现在人家的教授来我们这儿了，还不好好学习?我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有机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当评委，当过30多个国际比赛的评委，我从来都觉得我去当这个国际比赛的评委是很可笑的，虽然人家觉得我是专家，但是我总是觉得我的水平不够啊。我们自己的基础没有那么雄厚，在国际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很多钢琴曲，同样的钢琴曲很多人演奏得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听到国外那么多优秀的钢琴家的弹奏，我就常常想，我们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吗?所以，我学习的第二个途径就是在比赛中学习、研究。我只要出国，就一定会买书，钢琴、钢琴教育，所以我们第二代钢琴家，基本上是靠工作，通过自学，来提升自己的。

　　第三代，是我的学生的时代。他们赶上了好时候，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都能够出去留学，去欧洲、去美国，这一代现在回国了，就在这前后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学到了很多，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知识面比我们宽，见识比我们多，而且演奏水平都比较好，这是比较理想的，表演专业光靠“嘴”来教学，还是困难的。

　　到了第四代，他们现在在一些大的国际比赛中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但还没有获重要奖项。倒是少年组有很多好苗子，我觉得我们国家从这一代开始，钢琴才是真正得到了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