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仁：中国钢琴的发展历程充满艰辛(三)

　　我们要珍惜良好的时代环境

　　问：您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得钢琴奖项的艺术家，能否谈谈这“第一个奖”?

　　答：1951年时，有一个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世界大战以后，每两年在东边“社会主义阵营”举办的联欢节，联欢的艺术门类非常丰富，中国派了一个一百五六十人的团去参加这个联欢节。当时中国派去了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京剧、杂技，还有歌剧《白毛女》、舞剧等等，丰富多彩。我们在东欧整整转了一年零一个月，演出了100多场，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送出国的一个大团。那时候国外还不了解中国，所以影响非常大。那次联欢节上也有钢琴比赛，团长对我说，你也去参加一下吧!就这样，我没什么准备就去比赛了。年轻的时候胆子大，什么也不想，结果还真的得了一个奖。那次在比赛中我碰到一个苏联的评委，他就是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拉扎尔·贝尔曼(LazarBerman)，他看到我对我说：“你也去参加那个钢琴比赛啦?我也去了!”他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三名。我一直觉得，这个奖是不算数的。我自己认可的第一个奖是1956年参加德国舒曼杯国际钢琴大赛，但那时候的比赛也不像现在规模这样大，是在东德举办的“社会主义阵营”范围的比赛。

　　问：您那一代人学习钢琴的条件那样艰苦，但是您这一代的钢琴前辈都获得了像“舒曼”比赛这样非常重要的国际奖项，您觉得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

　　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通过苏联专家教学，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那时候国际比赛的水平和现在不一样，像刘诗昆、殷承宗在“老柴比赛”(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编者按)中分获第一名和第二名，“老柴”比赛是国际比赛中非常重要的比赛，那是很不容易的。比赛之前，国家专门派遣他们去苏联学习了一年，花了很大力气培养。

　　上世纪90年代，郎朗、李云迪也获奖了，我还是他们参赛的评委。郎朗的获奖是在“小柴”比赛中，郎朗没有在成人比赛中获过奖，因为他的老师不同意他参加比赛，认为应以学习为主，厚积薄发。

　　比赛获奖有时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郎朗当时是顶替一位钢琴家去参赛的，他有了这个机会。国外也是这样，王羽佳也是顶替郭阿格里希去参赛的，所以一个人出名，靠本事，也有运气。第一名，不一定就是最了不起的。

　　这两代钢琴家也不能简单地放到一起来比较。但要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到底有多长!国外有些老音乐家到了七八十岁还在弹琴、灌唱片，这是真正的了不起!一个人可以通过一场音乐会突然出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消沉了。像霍洛维兹这么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他出名后，轰动了多少年啊!但是中间一隔就是20年的空白，晚年他又起来了。所以，从事艺术道路是很艰难的，不下功夫，立刻就会走下坡路。钢琴演奏是很艰苦的职业，有的人天分比较好，有的人天分普通一点，练琴的路子也不一样。时代不同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赶上动荡的时代，艺术人才很难发挥;时代好，环境安定，机会也就多。今天，我们是赶上了安定的时代，我认为追求艺术之梦的人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人民政协网/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