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中黄翔鹏揭晓了谜音(二)

　　大胆推测“一钟双音”

　　1969年，黄翔鹏被下放到团泊洼干校。在干校种菜，天天干活，然后是政治学习，剩下的时间他就抓紧研究，以至于一年多没有给家人写信。周沉对女儿说：“这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她让孩子去干校看看。十几岁的黄天来跑到干校，看见父亲为了搞研究，独自住在化肥仓库。浓烈的化肥的气味特别呛，四年下来，黄翔鹏的气管给熏坏了。多年后黄天来说：“干校的化肥味道最终杀害了他。”

　　1977年，“解放”了的黄翔鹏参加吕骥组织的考察小组为晋陕编钟测音。他们在太原测完音，人家说：“你们用编钟给我们敲个乐曲吧?”“敲什么呢?”“敲《东方红》吧!”

　　黄翔鹏在编钟上面找，正鼓音(正面敲)缺少一个音，演奏不了《东方红》，他就在侧面敲出了所缺的音。当时他以为是偶然现象，但没想到在陕西、甘肃，他看到两套编钟正鼓有花纹，侧鼓还有一个小花纹。翻起来看，还有撮磨的调音痕迹。敲出来刚好与正鼓的音相差三度，而且具有规律。于是，黄翔鹏就提出了“一钟双音”的看法。

　　研究员秦序说：“1977年，黄翔鹏完成了关于双音编钟的论文，在不定期音乐刊物《音乐论丛》上只发表了上半篇，编辑部觉得反对的人多，没把握，就给掐掉了。‘一钟双音’没有文献记载，过去都不知道，所以黄翔鹏的大胆推测，确实不容易被学界接受。恰好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家到工地现场一看，双音编钟!而且上面明显标着一钟两音，清清楚楚，一敲很明确;再看里面，调音痕迹也很明确。证明黄翔鹏的猜想完全正确。”

　　秦序后来写过文章说：“一个推测，很短的时间就被地下发掘的实物证实，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好像老天爷有意让它证明掉。”

　　音研所中兴 幸亏有他

　　20世纪80年代，整个学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音乐学，每一个曾强搬苏联模式的学科全部都焕发出了活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入新的时期，音乐研究所也处在转型的关键时刻，新的思路呼之欲出。乔建中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破坏与动荡，从李元庆去世到杨荫浏去世这五年间，音乐研究所真的没有了主心骨。”

　　在这历史的关节点上，所里的员工和上级主管部门共同选择了黄翔鹏。乔建中评价：“黄翔鹏和杨荫浏一样，不仅有浪漫气质，而且有奉献精神。我觉得黄翔鹏出来主持工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985年3月28日，比杨荫浏小近30岁、比李元庆小近15岁的黄翔鹏，经过正式选举上任了。黄翔鹏以其非凡的才华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完成了音乐研究所在新时期的“整体布局”。乔建中说：“黄先生一方面忠实地继承了杨所长的传统，完全接受了音乐研究所独特的血统和作风;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成为研究所承前启后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黄翔鹏一上任就明确了“开门办所，以资料为中心”这两件事。他把全所的工作集中到“三刊三典”上，“三刊”指的是：《中国音乐学》季刊、《中国音乐年鉴》年刊和《音乐学术信息》双月刊。“三典”则是《中国音乐词典》及其续编、缪天瑞的《音乐百科辞典》和《二十世纪外国音乐词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思路。

　　然而，对黄翔鹏在每个学科中贯彻“以资料为中心”的思想，不少人私底下存在抵触情绪。1987年，韩锺恩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直接到研究所参加了工作。那时，黄翔鹏担任音乐研究所所长已经两年了，研究所正按照黄翔鹏的指导在走。韩锺恩说：“当时我们很不理解，我们是研究员，怎么变成资料员了?尤其是刚刚出道的人，总想做研究，怎么能去做资料呢?”后来他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成功的研究员，一定是一个对资料极其熟悉的人。所谓资料，不是搜集文字，而是脑子里对这个文章、意图，都要清清楚楚。黄翔鹏的思想具有创新性。“研究所对我的培养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位37公斤的历史巨人

　　1989年夏天，黄翔鹏留起了胡子。后来，他因肺心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把胡须刮掉，因为胸前蓬乱而长的胡须不利于清洁。黄天来知道父亲蓄须的意义，试探着说：“给你修理一下胡须。”黄翔鹏同意了。黄天来也没有彻底剪掉父亲的胡须，一直到最后，黄翔鹏是留着胡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