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中黄翔鹏揭晓了谜音(三)

　　黄翔鹏喜欢古琴，琴家成公亮抱着名琴去黄翔鹏家里弹。起先在客厅，后来到卧室，最后一次黄翔鹏吸着氧气听《文王操》。成公亮说：“除乐曲本身的庄严肃穆以外，还有一层莫名而来的悲壮气氛。”

　　成公亮在《在黄翔鹏先生家弹琴》一文里说：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视角。他把数千年来中国音乐的流传看成是一个活动的、不断变化、不断丰富又不断淘汰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给流传中的中国音乐不断地留下印记。因而，他提出了“传统是一条河流”、“古乐存活于今乐之中”的观念。从这些观念来研究传统音乐，就必须把史学、文献、考古、民族、民俗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这就比狭隘的、孤立的考据更科学、更接近我们悠久的音乐文化历史实际了。

　　1997年5月8日，不满70岁的黄翔鹏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人生。有人说黄翔鹏是巨人，但在女儿眼里，他晚年瘦得只有37公斤，是37公斤的巨人啊!

　　一年后，周沉和女儿没有惊动音乐研究所，将黄翔鹏的骨灰送回南京撒入长江。周沉希望陪伴她一起经历了风雨的好人，从长江来，回长江去。

　　黄翔鹏魂归长江，但是他未完成的《乐问》依旧影响着后来的学者。韩锺恩说：“我觉《乐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残缺的，但是思路绝对顶尖。”

　　秦序说：“我形容黄先生是音乐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英雄，和命运抗争，就像蜡烛一样燃烧到最后。”

　　音研所的足迹　学院路·十间房

　　音研所的前身，是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1953年10月，研究部从天津搬家到北京学院路十间房，一个独立的小院儿里。1954年3月27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

　　现在一提起十间房，大家很动情。十间房那时在北京算郊区，离城市很远，周围全是农田。没有宿舍，大家都住在办公楼里。二楼办公，住在三楼。吃饭大家都在三楼。后来在院子里盖了三四排的平房，大家从楼里搬到外头去住，但感觉上，还是一个大家庭。

　　院子里有池塘，池塘里有鱼。办公楼外有两个椭圆形的花坛和篮球场。有一年中秋节，几家人围在一起吃螃蟹赏月，老的小的，其乐无穷。

　　在新建的四排平房里，顶级学者或专家李元庆、李纯一、李佺民、黄翔鹏、郭乃安、简其华、何芸、文彦、张淑珍……大家都住在一起。

　　那时候的音研所像世外桃源，同行们都很羡慕。音研所的人权、财权具有相对独立性，领导支配谁，怎样支配，都有主动性。据音乐研究所老人讲，“那时用钱很宽裕，出去买书、买资料、买相机、买录音机，都可以做到。那时候，全国一共几台录音机?录音机进口两台，一台给音乐研究所，另一台给广播电台。那是何等的待遇呀?”而没有那台录音机，现在7000个小时的录音就不可能有。

　　左家庄·新源里

　　1967年，音乐研究所搬到了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号楼。

　　1982年，乔建中研究生毕业来到新源里工作。据他说，20世纪80年代，同时在这里的有五代学人。第一代是杨荫浏、曹安和、李纯一，第二代是郭乃安、黄翔鹏、许健，第三代是刘东升、吴钊，第四代是乔建中、王宁一、田青等，第五代是张振涛等。

　　“那个时候，研究所就那么一栋楼，也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老少几代都能随便切磋。不论是谁，办公室的门一敲，就可以进去讨论问题，非常平等地交流。老的，不因为你小对你怎样;小的，对老的更是很尊重。在这样一种非常和谐的环境中，很适合学术的成长。而现在，这种氛围再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乔建中忆道。

　　有一个时期，音乐研究所高手如云。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博士的论文评价国内几个音乐学术单位，把“音乐研究所”放在第一位。论文作者用了三个参数，第一是人，第二是成果，第三是资料。三者综合，“执起牛耳”的还是“音乐研究所”。

　　“新源里学派”的“老巢”里，五层楼一个单元，最多时住过二十家研究所的人。虽然缺少京西十间房的豁亮，但是在越来越拥挤的北京能够有一处栖居之地，对于兴趣只在学术的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如今，位于新源里的这座曾经的音研所办公楼，已经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宿舍，其西侧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便是当年音研所研究人员们的住宅楼，现在只有一两位近百岁的音研所老员工住在这里，其他的房子，都已卖掉或出租了。音研所从天津绍兴道4号搬到北京十间房，再搬到新源里，他们住过的地方，在一次次城市改造中已经不见踪迹。这里，几乎成了这个学派集中存在过的唯一建筑实体明证。

　　图片提供/张春香 刘晓辉 弓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