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发自灵魂深处的守望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张籍《凉州词》)通西域是汉武帝时期即已开始的国策，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当前的大政方针，也成为音乐学术探研的主要领域，各类“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音乐活动可谓不胜枚举。但在大众的认识中，张骞开辟的从汉代长安经中亚阿姆河流域地区到今印度、伊朗等国一直到地中海的路上通商之线的“丝绸之路”应该早于经航船而从海上到达朝日、东南亚乃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因为早在1877年就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奇德封就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汉代的《摩河兜勒》曲经乐府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而为朝廷用作武乐即是实证;利玛窦曾向万历皇帝进献“西琴”(羽管键琴)，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正式将这条海上通路命名为丝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于1903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印两国的通商路线》一文中才明确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在大众“海丝”之中，还有很多人认为是“郑和下西洋”之始，之功。在纷繁的探研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盲人摸象”之见，或仅为本地利益而突发奇想的狭隘主见，都是“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研究之弊。杜亚雄在其《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一书之后出版的姊妹篇《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下简称《海丝乐》)就是旨在全面、系统评述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发生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有着解惑、史考之功。

　　从《海丝乐》的总体规划上看，其特色之一在于系统性规划，它在全局审慎“海丝”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与航行轨迹的基础上拟定出其全书框架，从祖国海岸线中对外交流之地的音乐事项出发，以由近及远的海上交流路线进行逐一音乐事项的评介，从而以六章而逐步展示了中国与东亚、南洋、南亚、西亚及至非洲各国的音乐交往, 是当前所见的研究“海上丝路文化”音乐文化的最新成果，齐全构思，显示出杜公作为理论家的宏观的系统把握能力。特色之二在于乐种实物的考述，按照海岸线上的乐种分布，书中评介了远古即有的埙之传播、山东鼓吹中唢呐的海外关系、江苏海岸昆山之地的昆曲外流、吴越之地的古琴与江南丝竹的外显、福建的古曲南音的海外乡音、广东音乐及海南调声的地方乐种等。评介中注重实证是著述的论述特点之一，其法也表现在东南亚的印尼佳美兰与印度拉格、西亚的阿拉伯木卡姆乃至非洲鼓乐等西行路线上的世界著名的音乐乐种。特色之三是语言朴实，文笔简洁，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从大众读者之需的视角将学术著作予以了可读性较强的考量，杜公作为民族音乐学家在行文中的叙说、阐释之功力是他长期以来练就的能力，也是他此次面对大众的一次学术人文情怀之表现。由此，《海丝乐》达到了以专题研究为突破而深入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领域，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是快速通晓“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捷径，尤其是以音乐为突破口而见识到中国古代对外交流路线图的精彩。

　　从《海丝乐》的细节论述上看，其特色之一在于以“音乐本体”为中心，它抛开近年来注重交叉研究的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中的“去音乐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而在每个局部音乐交流事项中均紧紧地围绕音乐的例证而展开，表现为每一章节多会引证大量的乐谱、乐器、乐典等谱、图、文的音乐史料，乐谱中尤以各地、各国的民歌曲谱为主，这是以大众化和易于传播为考虑之因，如江苏民间音乐中引用了山歌《五姑娘》、小调《孟姜女》、古歌《茉莉花》，尤对那些鲜见乐谱的引证，如上海民歌《搭肩号子》、叫卖调《卖梨膏糖》，外国民歌如越南的《过桥时给风刮去了》、柬埔寨的《迷人的森林》、泰国的《雨丝》等，这些音乐的传播发展与流传衍变，是《海丝乐》中另一着意展开的部分，从中可见书中交流的学术视角特点。特色之二在于“内涵化”解析，表现为对所引证的外国民间音乐中音阶、律制、韵味的内在本体特征及词曲结合、色彩韵味等深层次内涵的评介，如孟加拉音乐中的诗歌结合手法、印度拉格和塔拉中的节拍节奏特征、巴基斯坦音乐中的多彩性、斯里兰卡音乐中的古老性征等，这些深入内涵的各国传统音乐解析为“海丝”的深入交流提供了例证。特色之三在于对某些“常识”的新解，如波阿民族对江苏民歌《茉莉花》的认知与传播、阿拉伯“木卡姆”的概念、海湾地区的采珠歌与“萨乌特”的内涵与外延等，杜公以其经年世界音乐的调研，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新的诠释，使人们对“海丝”之乐的认识不再留于表层或符号化。特色之四在于开辟未知领域，如全新评述“郑和下西洋”进程中的非洲音乐，而之前相关世界音乐或明史著述中对郑和所达之地非洲的音乐较少，非洲传统音乐的介绍也多是打击乐、节奏形态等方面，《海丝乐》中多为新内容，以乐器为引领而衍及内在音乐形态的分析，这些对神秘的非洲大陆传统音乐是现代丝路语境下认知的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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