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涛：二胡情深

　　这是一把深红色的，琴头断了半截的二胡。她是42年前妈妈送给我的。

　　那年我17岁。初中刚毕业我报名支边了。妈妈絮叨着为我整理行装。最后，带着我到老城皇庙，左挑右拣，再三比较，买了一把二胡，16元，不算差的。我看中的是那把如意头带琴盒的，但那要20多元，妈妈的钱不够了。回来，妈妈找了块白布缝了个琴套，还系了根带子以便我能背在肩上。1964年9月27日下午1点，我背着二胡，带着妈妈的爱，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我们上海南市区的106名青年，共编成一个中队6个小队。大概是我总是带着这把二胡的缘故吧，我被选为中队的文艺委员。路上我经常拉二胡，伴着大家唱歌。

　　我们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去掂量这离别的份量。妈妈的哭泣声还在耳畔回响，列车的“隆隆”声已把我们载过了半个中国。

　　10月1日那天，列车驰行在一望无际的河西走廊上，窗外一片荒漠。车厢里沉闷起来，不知道哪个女生“嘤嘤”地哭出声来，引起远近阵阵唏嘘。一个穿着杏黄色上衣的女生哭着提起小皮包，要从车箱后面下车回家，几个人左劝右劝，好不容易才把她劝回到座位上。大家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了。我的同学拉着我站了起来说：“我们唱歌吧。”是啊，好一阵没唱歌了。我马上拿起二胡，让琴声在车厢里飘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开始是我们一小队在唱，不一会，很多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车厢里充满了歌声，“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曲唱过，又是一曲“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二胡音量太小，被淹没在歌声里了。我索性手拿二胡，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唱起来。

　　我从小喜欢玩乐器，吹过笛子，弹过三弦，但最钟情的是二胡，尤其痴迷的是她那悠悠的，会飘到人心里去的吚呜声，拉到忘情处，闭上眼睛，随她去悠着荡着，人就醉了。少年时，我总做着一个梦：有一天，在一个大型的乐队里我扶琴领奏，把自己融化在迷人的旋律之中。我报考了上海音乐院民乐班，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当着一长排威严的老师拉了两首刘天华的曲子，我看到两位老师对我笑了，可最后，幸运之神没来牵我的手。我好伤心。

　　进疆后我们被分在孔雀四场七队。一个大大的院子，像是个四边缺口的大“口”字，缺口处就是通道。老职工们都称之为“学生院”，中间的空地是出早操和集合开会的地方。我们五六个人住一个房子，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睡觉。场部除了一两个星期放一场电影以外，没有什么文娱活动。男知青们时而聚在一起扯着嗓子大声唱歌，表面上是自乐，但主要是想引起东面女知青们的注意。只可惜我的二胡音量太小，在这样嘈杂的场合，它的吚呜打动不了姑娘们的心。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自我陶醉。

　　在七队时，我梦寐以求想进两个门，一是共青团的大门，一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门。但因为我资产阶级的出身，一直被拒之两门之外。为了表白自己已经与家庭划清了界限，我硬着心肠，不顾爸爸妈妈的伤心，不给家里写信。可是我读着妈妈一次又一次浸透这泪水的来信，我的心在流血。心里苦，无处说，惟有二胡最能体谅我，她呜呜咽咽倾诉着我无尽的烦躁，我拉呀拉，忘记了一切。

　　我拼命干活，努力靠拢团组织，却一次次地吃了闭门羹，此门不仅不开，还碰得我又痴又呆。这也罢了，更可悲的是另一扇大门半开半关，把我挤得鼻青脸肿。

　　1969年冰冷冰冷的冬天。文革闹得人都疯了。团场两派，你死我活地对立起来，团宣传队也一分为二了。为了压倒对方，两派都招兵买马。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其中一派的宣传队。一个晚上，我们到五连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节目刚演到一半，一个演员不知怎么的把两句台词说反了，成了一句反动的话。对方观点的观众一下抓住了小辫，立即群起而攻之，把我们团团围住，要揪现行反革命;而我们一派的，则群起而护卫。双方互相高喊口号，都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场一片混乱。混乱中，我的二胡被人碰倒，又被一个椅子腿压上了琴头，可怜我的二胡木质坚硬，可折不可弯，顿时身首异处，琴头就这样被压断了。好在二胡的命脉在于蒙着蛇皮的琴筒，头断了并不影响她的继续吚呜。后来，我用木胶粘过，没粘牢。再后来，断下的一截不知去向了。

　　事后，对立派把揭露我方招污纳垢作为重磅炸弹，接连贴出大字报，很多毒箭是射向出身不好的我的。二连指导员吕玉臣权威地下结论：沈家涛一贯伪装积极，现在，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啦!

　　回到连队，大家都躲着我，连队排节目也害怕我的琴声会染黑了他们的革命形象，避之惟恐不及。我使劲夹着尾巴做人，除了卖劲干活就是拉我的二胡。但仍无法逃脱灾难。第二年秋，我们在稻场上脱谷，因为灰尘大，我戴了一副深色的墨镜。休息时，我说了一句：“天黑得很，太阳像月亮”，不料，这一句不经意的话被一位“左派”告发到吕玉臣那里，事情立马变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吕玉臣说我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说成“黑得很”。天哪!我有口难辨。贫下中农对我揭发批判，列举了许多吓人的罪状。其中也有借拉二胡发泄不满，拉的尽是靡靡之音之类的尖锐分析。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了。天天向毛主席请罪，被吆来喝去，全不当人待。

　　我的“敲定”(即对象)是标准的工人阶级出身。吕玉臣在批判会上警告：有一个工人阶级找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现行反革命，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纤弱的她害怕了，她哭着劝我别再拉那些资产阶级情调了(其实，这时候我已经连拉二胡的权利也没有了)。再后来她无奈地与我划清了界限。更不幸的是我的二胡竟也遭没收。可怜，我连惟一可以倾诉衷肠的知音也没有了。

　　两个月后，吕玉臣威风凛凛地对我宣布：“不判你的刑，是贫下中农对你的宽大处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警告我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被调到马号喂牛去了。在一位老同学的帮助下，在一个杂物仓库里，我找到了一起遭难的二胡。她竟然被丢弃在一堆废木头里，琴杆和琴身分作两处，琴轴少了一个。大概是伙房嫌它太小，不够发火的，所以还没当成柴火烧掉。我捧起琴杆，小心地对上琴筒，万幸的是蛇皮还没被弄破，我重配了个轴，张上弦、定好调、再擦上松香。轻轻地，她吚吚呜呜地哭诉起不幸的遭遇来。

　　这以后，我每天与一群黑白花的奶牛为伴，牛儿吃饱了，静静地倒嚼着，我依在草堆里抱着我的二胡“对牛拉琴”。牛儿真好，从来不捉弄我。不管我拉什么曲子，牠们都安静地听。和牛儿们在一起，我遭劫的心平静了下来。

　　平静中，一个意外的甜蜜悄悄来到了。马号有一个挤奶班，班里大多数是年轻姑娘。她们每天早晚两次来牛圈挤奶。其中有一位亭亭玉立，留着齐腰长辫的文静姑娘，常常在挤完牛奶以后有意迟迟不走，默默地在不远处听我拉琴。慢慢地，她走近了，走得更近了。在我横遭鄙弃的日子里，她的走近，不啻上帝的天使。她是伴着我的琴声走近的，她也和琴声一起融化到了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华--后来终身相伴的妻。

　　我和华成家的时候，文革还没有过去。华的出身也不好，小地主。吕玉臣知道后，一脸的不屑：“龙找龙，凤找凤;老鼠找了一个打地洞的。”

　　我们的新房，一切都简单，惟一与人不一样的是墙上挂着一把二胡，虽然琴头已断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