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倾注生命的学术著作——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评价(二)

　　二、关于《史》著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理论几个基本命题的评述

　　《史》著的主要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于其中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论述。现就《史》著的作者评论——主要是不同一般的、新的学术见解和观点以及作者对以往有关美学史、思想史、古代音乐史的不同见解、争鸣的论题，选择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理论问题作简要的介绍和讨论，以推动理论界对这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的探讨，促进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不能称为“音乐美学”，只能称为“音乐观”。如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94年4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认为：“音乐思想(按：指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并以具体的例子说：“《乐记》是我国古代一篇有关音乐的专著。但它们侧重的是古代的音乐观，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它讲的主要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音乐作为巩固自己的政权的统治术，而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美与艺术价值问题。”(见该书的84、87页)。

　　以上的学术见解是关系中国音乐美学史是否能确立的重大学术论题，对蔡先生的《史》著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挑战，孰是孰非?值得探讨。与金文达观点相反，《史》著对《乐记》有以下观点明朗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乐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它的某些思想(如“天人合一”)是“成熟形态的音乐美学思想”(343页和356页)。《史》著在评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思想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声无哀乐论》则注意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养生作用，它抓住音乐物质材料的特性，把音乐作独立的艺术即纯音乐加以研究……更深入音乐内部，更带有思辨性，更具有美学价值”。这就表明，《史》著是在努力发掘中国古代乐论所涉及的美学问题所蕴涵的美学意义。这种努力似乎表明，中国古代乐论虽不具备现代美学形态，却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是对“音乐观”论的否定，这种否定能否确立，值得探讨。

　　《史》著虽有六十余万言，但其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集中浓缩于《史》著的绪论之中，尤其应该予以重视。例如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分期的论题中，对各历史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内容、结构、时代背景作出了概括性的提示。如在魏晋至隋唐时期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作出如下概括性的总评价：声无哀乐论“实质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传统礼乐思想的批判，其‘躁静者，声之功也’的论题则深刻揭示了音乐的特性，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乃至世界音乐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7页)同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的儒道两家思想”的论题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道家音乐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老子——庄子——嵇康——李贽等发展阶段。从而给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体系，是一个独特而又新鲜的学术见解，也是一个很值得理论界重视、研究的论题。

　　在绪论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几个问题”一节中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实质是讨论“情与德(礼)”的关系、“声与度”的关系、“欲与道”的关系、“悲与美”的关系、“乐与政”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雅与俗”的关系。著者在此集中概括发表了作者的不少新鲜的学术见解和争鸣意见，很值得理论界的思考和研究。绪论部分“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特征”的论题中有一段黑体字的标题——“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注意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这是《史》著绪论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特征概括性的学术见解。这一概括性的结论是比较符合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实际的，但这又产生了一个如本文前面所述的“音乐观”和“音乐美学”的是非问题。 绪论部分“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的关系”一节，提出打破旧的“天人合一”，在高度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必须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并提出反对以礼、天为本，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及“人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除了现代化的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超越精神、干预精神和自由意志等。这些都是《史》著比较新鲜的学术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