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倾注生命的学术著作——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评价(三)

　　三、关于《史》著的评述中提出的新学术见解

　　笔者在学习，使用《史》著过程中，感到颇有新鲜感的是第二十六章对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及第三十七章对“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其结论性的观点表现如下： 其一，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便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变为只否定教化作用，而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为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经过两千年的历史，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强调礼的制约，必然束缚人，又束缚乐;道家崇尚自然，必然追求人的自由也追求乐的解放(9页)。“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经历了《老》、《庄》、嵇康、李贽三个阶段……”(544页)“……这同样说明道家音乐美学思想随历史的发展变得更合理、更科学、更接近人、更接近人民”(717页)。这一论述，将嵇康、李贽(包括汤显祖、李开先、张琦)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明确纳入道家音乐思想并认为是道家音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勾勒出了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的系统和体系，这是笔者学术视野中最令人瞩目最富有新鲜感的学术见解，是《史》著在理论上的一大令人瞩目的学术景观。其次《史》著认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李贽的“主情”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封建主义没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内的强烈反映，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觉醒，艺术的自觉的突出标志，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而关于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史》著则认为它被收入《礼记》纳入《白虎通》，变成经典性的官方音乐思想，由于以礼为本，坚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圣人作乐”，主张节欲抑情，因此走上它的反面——“既束缚人，又束缚乐”。这里有“扬道抑儒”、“褒道贬儒”的强烈倾向。这是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儒道音乐美学思想的学术论题，也可以说是《史》著历史观、艺术观、政治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的反映，是非与否，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其二、对嵇康、李贽等人的历史评价。《史》著以无比深厚的情感论述并赞美了嵇康、李贽等人的人格美，这也是《史》著令人瞩目的学术论题。《史》著在第二十六章第一节以较大篇幅专题评论嵇康其人。《史》著认为：嵇康平日不慕名利，清高脱俗，需要时又可以挺身而出，从容就义。这种彻底得意忘形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可企及的人格美，才真正是美学力量之所在。魏晋之世，虽然人人都想成名士，虽然不少人也被称名士，能称得上真名士的只有嵇康一人。他是“痛饮酒”，“熟读《离骚》”这两方面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人格高于屈原，具有屈原所没有反名教、求自由的战斗精神。这是中国国民最缺乏也是最可贵的精神，嵇康实践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个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直道而行的真正的人! 其三、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及李贽的美学思想评价极高。认为《声无哀乐论》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乐记》为其对立面，表现为“用声无哀乐论强调音乐是自然的产物”用以否定儒家的“圣人作乐”说;强调音乐只有“自然之和”而不能表现感情道德，也就不能影响人的感情，不能发挥伦理教化作用，用以否定儒家的“表情说、象德说”;强调音乐不能“象其体而传其心”，更不能表现盛衰吉凶，用以否定儒家的夸大音乐表现力与可知性的“大乐与天地同和”说与“天人感应”论。概言之，《声无哀乐论》对《乐记》既是釜底抽薪，否定了统治阶段垄断音乐，把音乐当作名教工具，用以统治人民的理论依据，又为使音乐摆脱名教的束缚、摆脱封建政治的奴役，真正为人所有、成为人民的心声提供了思想武器。《声无哀乐论》的实质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即反对音乐的异化，要求音乐的解放与复归，它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慷慨任气的人格美在美学和音乐领域的体现(540-545页)。《史》著还认为，《声无哀乐论》是中国最具自律论色彩的音乐美学著作，它“抓住音乐表现手段的特征，把音乐当作独立的艺术进行研究”，与西方汉斯力克的《论音乐的美》的观点颇多相似之处，但比《论音乐的美》要早一千六百年，又可以说《声无哀乐论》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539-548页)。对李贽，《史》著认为：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重视自然，重视真，因而他的基本倾向不是儒家而是道家的，它是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李贽反对儒家对人性的压抑，对音乐的束缚，主张解放人性，解放音乐，主张自由抒发情性，写“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的不平之鸣。因此，李贽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为合理的音乐美学思想(669页)。 《史》著对道家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变化以及对构成道家音乐思想的第二、三阶段的嵇康、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和人格美的研究、评论、热情的赞扬，反映出《史》著作者的严肃、认真、敢于直言的治学态度。恰如《史》著作者所认为，嵇康实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直道而行的人。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史》著作者的夫子自道。《史》著把嵇康的人格美提升到“高于屈原”的新高度;把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提高到“中国古代最合理的音乐美学思想”，这是最为独特的引人瞩目的学术见解，也可以说是对嵇康、李贽研究的一个新阶梯，也是对整个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的新阶梯，这应该引起理论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