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交响乐“和者日众”的梦想(四)

　　望着站在台上的演奏员们，台下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呼喊和掌声。人们把一束束鲜花抛向舞台，向她们表示敬意。台上的爱乐女们听着这经久不息的掌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她们轻轻地敲击着谱架表示对观众的谢忱，任满眶的泪水流下。

　　郑小瑛记得，当时台下有人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爱乐女，我们已经这么喜欢你们，你们一定不能解散，我们太需要你们了。纸条上面还有眼泪，我非常感动。宣布解散之后，我才感觉到人们是那么需要我们，之前我们只知道埋头去做。有一封来信就说，郑老师，你们光顾埋头拉车了，都没注意后面上来多少人，你们半路把车撂了，这些人怎么办呢?”

　　厦门爱乐 特区垦荒

郑小瑛指挥厦门爱乐演出

　　爱乐女乐团无奈解散，郑小瑛坠入了一种说不清的怅然中。这时，厦门政协主席蔡望怀向郑小瑛发出邀请，请她南下创建一个民办的职业交响乐团。“作曲家殷承宗是鼓浪屿人，他说自己的《黄河》在世界上演了几百场，可在家乡从未演过，因为没有好的乐队，这刺激了厦门的领导。殷承宗和他们说，要搞乐队，必须请我来做音乐总监。”

　　父辈是客家人，自己是不是也要回到八闽大地?郑小瑛有些犹豫。自言“近乡没有情怯”的她亲自去了趟厦门，“感触最深的是去了陈嘉庚先生晚年居住的归来堂，了解了他将全部财产捐资办学的事迹，这样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却寄满腔心血于教育的老人，一下触动了我。”

　　郑小瑛决定要“东南飞”了，老伴第一个反对，“哪有你这样的，都奔70的人了，还去创业?”他一点都不赞成我。可早在50年前的圣诞夜，刚刚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郑小瑛便违背了家庭的意愿她挥别灯火辉煌的上海和心急如焚的母亲，义无反顾地投向了解放区。这一回，她要再次解放自己，冲破的不再是家庭的禁锢，而是体制的沉疴。更何况，只要是能够推广交响乐的事，郑小瑛都愿意去尝试。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灾难悄悄向她袭来。郑小瑛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是贝多芬在病痛中的宣言。郑小瑛说那首《命运交响曲》给了她力量。就在被查出癌症的当天和第二天，她还走上讲坛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做了两场音乐讲座，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四个月后，郑小瑛即康复出院，戴着发套，又站在了指挥台上。她幽默地告诉朋友：“老太太我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喽!”

　　1998年9月9日，厦门爱乐乐团在鼓浪屿音乐厅举行了建团首演。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的吴仪来了。原来，早就在学生时代，吴仪就在学校里听过郑小瑛的歌剧和交响乐讲座，当得知她创建了厦门爱乐，主动提出要听这场音乐会。

　　然而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交响乐基础几乎等于零的城市，创办一个职业交响乐团谈何容易。筚路蓝缕的艰辛，恐怕只有郑小瑛最有感触了。“刚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有一次只来了22个观众，比台上的人还少。”面对这22个观众，郑小瑛并没有丧失信心，“现在观众少，是因为懂音乐的人不多，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高雅音乐。只要努力下去，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但是，乐团很快遭遇了经济危机，“到厦门的最初几年，每到年底我就发愁，不知道工资从哪儿来，乐团几次面临着解散。在厦门，很多人没听过交响乐，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拿这么多钱来搞交响乐。”

　　一次，乐团急着发工资，财务人员去了几次都得不到区长的批条，郑小瑛只好利用午休时间，气喘吁吁地上山去堵前来开会的区长。“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去，坐在门口等。”区长最终签批了，但签批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话：“郑老师，这是因为有你，如果你不在，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的。”郑小瑛无比尴尬和心痛，“这看起来是对我的恭维，但实质上却是对交响乐事业的无比贬低和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