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研究者需要以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上进行不断总结与探索,使理论研究能够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比如近期有学者借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希望通过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开发政策大多仅使当地社区看到了资源开发的蓝图和未来收益增加的宣传,而“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他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并且这是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的”。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现实,将使我们必须回答在进行文化资源符号化开发过程中,能否为社会提供一个更为合理使用资源的框架,并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 ?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让关键利益主体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开发规则的制定中来,通过倾听“藏彝走廊”民族音乐文化承载者的声音,共同协商和寻找一致性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找到更加具体和合理地制定民族音乐保护与发展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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