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的音乐理想与创作实践(一)

      作者：夏滟洲

　　内容摘要：本文是笔者于2001年11月在北京参加“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数十年来，学界对黎锦晖的 创作褒贬不一。然而，吧个人与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看，黎锦晖虽然不是思想家，但他的创作实践明白无误地昭示出他(用感性的美的艺术)“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并将这一理想付诸于一种“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今天看来，这一点仍不失其意义。因为，审美文化是当代社会生活日益表面化、感性化和当下化的总体情态;其次，在当代文化的自我丧失的普遍性沉沦语境中，审美的感性形式成为个体存在的确证。早在70余年前，以黎锦晖为代表的都市音乐创作所获得的大的发展，打破了专业人员不参加通俗音乐创作的局限眼光，还以其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我国通俗音乐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关 键 词：黎锦晖，改造国民性，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

　　好像黎锦晖(1891—1967)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位写过几首黄色歌曲的近代音乐家。十数年来，关涉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黎锦晖为什么写“黄色音乐”?要么是对黎锦晖其人其作的责难这样的视点上，脱不开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套路，这些声音，仿佛是“乐与政通”、“乐如其人”的古老乐评的现代回响。譬如对黎氏的创作尤其是其“家庭爱情歌曲”的美学思想或注意“音乐所服务的对象”影响下其作品蕴义等的研究，我们何不深入一些?多拓开一些研究思路，多一点现代理解，那样对黎氏的评论或许是别有一番景象了。

　　研究这方面的情况，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

　　首先，世纪潮流的影响之下，音乐家的“表演”形式及其潜在的思想背景究竟是如何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关注人物文化内核中最为敏锐、活跃的甚至说到现在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闪光点是什么?这是涉及音乐创作层面上的问题。

　　另外，通俗音乐是不是美的?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代总在讨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通俗音乐是美的话，它究竟有多少美学意义;如果不是的话，人们又该如何解释其在现实生活中为何会拥有如此大的文化权力?

　　实际上，在发问之时，我们都不会忘记将“音乐所服务的对象”同这一系列的问题结合起来。

　　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给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特定的活动舞台。特别是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可谓开启了世纪启蒙思想的先河。尤其是后来一批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酿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主义标举到时代的浪尖上。这一时期的音乐界，在如何吸收西方音乐与发展本国音乐的问题上，亦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筚路蓝缕之中，黎锦晖满怀“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孤独地走着自己的音乐创作与批评实践之路，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Age)回应了社会的主潮：“改造国民性”。

　　原本，“改造国民性”是那些先哲们在政治上求改良、取革命的理想，一腔济世报国的情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身怀这一理想的先驱们，不管在理想与现实两个环节之间有过何种程度的艰难徘徊，但改造的思想一直延续着。哪怕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感召力了，在艰难的时代里，他们不约而同、坚持不懈地找着通向现代之路。这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启蒙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承诺。黎锦晖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的音乐创作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渗透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感悟，他的创作即他的承诺。他的出生也应该算在“士”之属，其亲眷“黎氏八兄弟”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历史、科学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相同的传统情结凝聚成他们关心国事的政治情怀，对于接受外来文化资源的活跃性，也同样有一种道义责任的浪漫：“不懂一点社会科学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饥，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爱群爱国，一旁配着妻哭儿啼，凭你的音乐怎样雄壮，到末了一样饿扁归西’。所以用极浅近的常识来断定，所谓‘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1]血浓于水，澎湃着的中华血统令智者先驱们担负起“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同时，由于个体的性情与兴趣的原因，还让个体显示出不同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