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范：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二)

　　《莫》自从问世以来，一直盛传不衰，成为拥有世界声誉的一首经典作品，薛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还有人统计过，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这首歌曲早已成为一首中国人自己的歌曲。

　　在“文革”中，唱这首歌要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遭到批判，但在城市里人们躲在阁楼里仍在听着这张唱片;在边境、农村，农垦战士、“插兄插妹”依偎在草垛上轻轻地吟唱着这首歌。薛范有一次在街上听见两个少年边走边轻声唱着《莫》，他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可是“不许唱”的年代啊!他听过多少中外著名歌唱家演唱这首歌，但这一次让他最为动容最为难忘。当又可高歌的时代到来时，无论薛范到哪里参加活动或上电视，《莫》就是背景音乐。每次他和乐友们见面时，台上台下总是同声高唱这首歌曲向他致意。《莫》成了他最响亮的名片。

　　别注视我的轮椅

　　写到这里，熟悉薛范的人会说，你怎么没提到他是个残疾人啊!是的，我是故意先避开这一点的。因为薛范向我，也向其他记者说过：“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他认为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因此，薛范参加过无数次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不以残疾人的身份去讲演如何自学成才，“我愿意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去谈谈我的专业。一个人应该以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受人尊敬，而不是因为残疾人才被看重。”

　　薛范1934年9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两岁时一场高烧使他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知道别的孩子学习不好，还可以靠体力吃饭，而他如果学习不好，就只能永远成为父母亲友的“累赘”。家里人背着他上完了小学、中学，成绩名列前茅。高三要填报高考志愿了，他想读理工，今后做工程师。老师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报考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当他兴冲冲地摇着手摇车到学校报到时，校方才发现这个新生竟然下肢严重瘫痪，被告知不予入学。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的。

　　薛范并没有因此而懊丧却步，他在家跟着电台广播自学俄语，也常摇着手摇车到电台去向别人讨教，电台编辑们都熟悉了这个执著的“函授学员”。有志者事竟成。1953年薛范试着翻译了苏联歌曲、穆拉杰里的《和平战士之歌》，投给了上海的《广播歌选》，没有想到发表了，并由电台教唱了。这是他翻译发表的第一首苏联歌曲，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广播乐团的负责人对他说：“给我们翻几首苏联歌曲吧?”过不了多久，他真的为上海广播乐团译配了混声合唱曲杜纳耶夫斯基的《春天进行曲》。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

　　自强不息的“传说”

　　薛范不想在他的事业和成功中注入世人对他的怜悯，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无时无刻不向自己的残疾挑战和抗争。

　　译配外国歌曲难度很高，是有曲后填词。薛范说：“歌曲翻译是一门艺术，同时它也是一种‘二度创造’，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为搞好二度创作，薛范不仅自学掌握俄、英、法、日等国语言，而且对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明杂剧和音韵学也进行精深研究，还自修外国音乐史、作曲理论和音乐作品分析等专业知识以及大学中文系全部课程，饱汲艺术营养。 要知道薛范脊柱扭曲，不能行走，也不能久坐。他的许多功课，是跪在床边完成的。

　　五十年代他扩大视野开始翻译其他国家的歌曲。没乐谱，他就到处借录音带，去电影院摸黑记谱。遇到比较复杂的歌曲，甚至要买几次票去看去记。不多的稿费几乎都搁在了电影院里。

　　“文革”开始后，作为高级职员的父母工资被扣了一半，薛范也没有了稿费收入。为了生活，父母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他寄信连张4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薛范是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这反而好，没有单位抓他去批斗，街道上批判了他一下，就无人过问了。但让薛范肝胆欲碎的是“破四旧”时，红卫兵抄走并损毁了他十几年来搜集积累的中外图书、期刊、乐谱、唱片、图册等音乐资料，还有花了大量心血一字一字摘录的笔记卡片、诗词抄本及未完成的译著文稿等。但薛范也不因此而泄气。不能翻译苏联歌曲了，他就悄悄地翻译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插曲。读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学外语。有时也会望着天花板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