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范：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薛范感到：艺术无国界，苏联歌曲今后还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他天天摇着手摇车到上海图书馆，查找60年代以后的苏联杂志。中午只吃几片面包。很多次因停电而电梯不开，薛范就拄着拐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上去。不巧的是上海图书馆还没有1964年至1970年的苏联杂志。他打听到北京图书馆有，便毅然把手摇车托运，只身北上。那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海一带，到北京后，他每天摇着手摇车从所住的紫竹院的朋友家到北海，再由北海回到紫竹院。就这样，他填补了我们对那段时期苏联歌曲的空白。至今，由他翻译配乐的苏俄歌曲有900多首。

　　翻译者只不过是“二传手”

　　可以说，薛范翻译的苏联歌曲，是烙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年轮上。在中国举行的音乐会结束，会有许多人向薛范献花，抱着薛范哭着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我们家是唱着您的歌度过那困苦的岁月的。”的情景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俄罗斯红旗歌舞团多次来华，每次演出结束谢幕时，薛范被邀上台，歌舞团的指挥家、独唱家、合唱队长、乐队长和舞蹈队长分别在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向薛范献花。

　　“中国资深翻译家”薛范的成就更是多次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褒奖。他先后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荣誉证书”、 “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中俄两国政府颁发“中俄友谊纪念奖章”和“俄中友谊纪念奖章”以表彰薛范“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苏歌曲的巨大贡献”。

　　特别是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亲自向薛范授予“友谊勋章”，荣誉证书上这样写着：“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原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致函薛范： “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而薛范却说：“我译配的歌曲获得社会承认，这样的荣誉原本应属于原作者，翻译者只不过是‘二传手’，而人们‘爱屋及乌’，把属于原作者的荣誉给了我，在我看来，这是对我工作的莫大鼓励和最高奖赏了。”

　　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以为，如此大的成就，薛范的物质生活也一定很富有。其实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薛范是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歌曲的杂志，现在只剩了北京的一家，大多数作品难以发表，就是发表了稿费也很低。很多人为他的境遇奔走呼吁，直到1999年才得以解决，享受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待遇。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薛范还摇着手摇车到处去普及音乐知识。他抱着一个信念——“一直想在辞世之前记录下来”，将半个世纪以来从事外国歌曲翻译所积淀的心得总结出来，出版了《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全书共十章，近2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本有关歌曲翻译的学术理论著作，表现出作者对歌曲翻译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的真知灼见，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薛范的努力令凡人感到不可思议。许多记者都问过他的动力来自何方?他往往说：“没有什么动力。要是非要说动力，那就是我太喜欢音乐了，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和生命。”

　　今年是薛范八十大寿，也是他从事外国歌曲翻译六十周年。60年来，他译配的外国歌曲有2000多首，出版的歌曲集和专著有30多本。他在乐友的帮助下设立了网站，建立了薛范音乐工作室。上海音乐出版社最近又隆重推出《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但薛范没陶醉，没停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10日下午，本报记者随薛范先生到上海交响乐团，与交响乐爱好者进行交流。薛范说:“我们今天唱苏俄歌曲，不是怀旧，是在欣赏那些经过岁月筛选，依然闪着光华的艺术珍品，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