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驱动文化转型发展(一)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不久前在京召开。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这是一项特别需要关注的工作，是一个我们必然置身其中且应当顺势而为的进程。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很显然，这里的“扩大内需”包括文化内需的扩大;这里的“产业升级”包括文化产业的增长;这里的“协调发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而这里所谓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意味着文化的转型发展。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必然驱动文化的转型发展并将主导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此间“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迈进，就是乡村文明向城镇文明的变迁，就是知识守恒向信息裂变的转换，就是文化传衍向文化转型的跋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是农耕文明。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不仅因为“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传衍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国家的律法规制与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于斯、维系于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一以贯之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就其本质而言是求善重于求真且趋美重于趋利。这种重伦理轻逻辑、重感悟轻功利的人生信念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生活仪式、人际交往、精神陶冶、休闲娱乐之中。不仅作为人生信念的文化内容是如此，对其加以呈现的文化形态也显得不悍不火、不躁不急、不浓不艳。绘画“计白当黑”的写意、戏曲“以一当十”的虚拟、民乐“大音希声”的空灵……无不在其底蕴上沉淀着农耕文明，流连于乡村境界。

　　现在，“城镇化”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降临了。“降临”的真实含义是：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7.1亿，城镇化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对于我国来说，“城镇化”意味着重大的历史变更;但从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来看，我国还会因势利导地推进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就“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断言城镇化也将驱动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固然，现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西化”;但具有较高“城镇化率”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城镇功能决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领的休闲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动、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约文化，都可能成为驱动我们文化转型发展的“他山之石”。看看安德鲁在我国多地留下的包括“国家大剧院”在内的建筑样本，看看音乐剧这一“都市新演剧”演绎的“大市民伦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业态及其内容生产的新理念……我们不得不承认，“城镇化”已然驱动着我们文化的转型发展。

　　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首先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费心理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时空观上，体现为“春种秋收闹冬闲”的“年周期”，这种“心理期待”适应节奏平缓且循环往复。二是在技艺观上，体现为“有起有合有承转”的“线性美”，这种“心理期待”适应材料天然且技艺单纯。不仅泥人、皮影、窗花、麦秸编等工艺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艺、杂耍、地方戏等演艺文化亦率性而为。城镇，特别是都市文明在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为与之迥异的文化消费心理：时空观上，市民生活节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节奏提速且阡陌纵横;技艺观上，由于文化的流动、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们更向往材料的复合与手段的“交响”。在这种转型期，我们总能听到“静一些”“慢一些”的诉求，其实就体现出转型期文化消费心理的落差。

　　其次，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体现为高新科技对都市文明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建构。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即都市文明是比乡村文明更现代的文明。而这个“现代”或曰“现代性”的主导方面，就体现为都市文明构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数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说，城镇化和与之紧密相伴的新技术革命，也是带动我们文化发展的两大引擎。事实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中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强调，其实也是我们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举措。这个融合有利于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促进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丰富文化样式业态，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