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的历史沿革

     “琵琶”是以演奏手法命名的乐器，琵琶二字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东汉时期刘熙的《释名》：“批把，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历史上也有作“枇杷”的，以示为木质乐器。

      约在古代秦、汉至隋、唐的一段时期内，“批把”是各种弹拨乐器的总称：不同形制的、不同弦数的木制弹拨乐器，凡用“批”和“把”手法演奏的，均被称为“批把”。约至魏晋时期，根据其它中国弹拨乐器如琴、瑟的用字习惯，变化为“琵琶”二字並沿用下来。

      秦、汉时期，根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琵琶，一种是直柄木制、两面蒙皮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相传由秦末时出现的“弦鼗”发展而成，又叫“秦汉子”。

      另一种是约在汉代出现的琵琶，木制直柄、圆形音箱、四条弦、十二柱、竖抱、用手指鼓弦。到了晋代，又因阮咸善弹此乐器，被称为“阮”。

      约在南北朝时，“曲项琵琶”通过波斯传入中原地区。此乐器，四弦四柱、横抱、用拨子弹奏。

      琵琶在历史上的唐朝就已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一种雅俗共赏的重要乐器。描写琵琶及其演奏的诗篇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描绘琵琶演奏的种种形态、表情及演奏技法的绝妙诗句。

      如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琵琶曲及演奏家。

      自唐朝始，“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的形制和弹法逐渐开始融合，如保留“曲项琵琶”半梨形琴身结构，舍弃“曲项琵琶”用拨子弹奏的演奏形式，沿用“直项琵琶”用手弹奏；将“曲项琵琶”原四相改用“直项琵琶”的多柱，並不断增加音柱，扩大音域；在演奏上从“曲项琵琶”的横抱逐渐变化为斜抱、竖抱。乐器的逐步改革，使演奏获得极大发展，出现了一批琵琶演奏家，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琵琶曲目。

      明、清时期，琵琶的形制基本定型，在琵琶大型套曲的创作、演奏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如汤应曾演奏的《楚汉》、张雄演奏的《拿鹅》等。

      明末清初，琵琶界逐渐分为南、北两派。南派被称为浙派，以陈牧夫为代表。擅长的曲目有《海青拿鹤》、《将军令》、《霸王卸甲》等。北派被称为直隶派，以王君锡为代表，擅长的曲目有《十面》、《普庵咒》等。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上海的经济、文化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了全国琵琶音乐的中心，并发展分流出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上海派等琵琶流派。

     除此琵琶独奏大套乐曲的传派以外，自清代以后，各地的琵琶独奏和地方小曲也已初步有流派的区分，如以马其会、王露为代表的山东传派、黄云程为代表的浙江杭州传派、王泽如为代表的广东潮汕派、李竹林为代表的天津传派、张啸夫为代表的浙江嵊县传派、项子贞为代表的浙江温州传派、饶碧初为代表的广东客家汉乐琵琶、何柳堂及何与年为代表的广东粤乐琵琶等。另外还有北京曲艺琵琶、天津荡调琵琶、河南板头曲琵琶、四川清音琵琶、苏州弹词琵琶，而福建的南琶则保留了隋唐以来的横弹特点，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众多琵琶流派的产生，尤其是以汪煜庭为代表的上海派琵琶的形成，对以后琵琶的演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标志着琵琶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起，琵琶演奏艺术获得第四次发展，根据十二平均律的要求安排品位，目前已发展为六相二十四品或二十五品；用钢丝弦或钢丝尼龙弦代替丝弦；用假指甲代替真指甲，无论在乐器的音域、音质、音量、音色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改进，产生了一批富于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演奏手法也随之有所发展，代表曲目如：《彝族舞曲》、《狼牙山五壮士》。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问世，再一次把琵琶的创作与演奏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器乐与西方管弦乐队的成功结合，标志着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机。

      而到了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琵琶独奏曲、协奏曲的新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专业作曲家的介入，在乐曲的创作手法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在琵琶与民族乐队、西洋管弦乐队的结合上作了更多的有益的尝试。

       同时琵琶自身的演奏技巧也大为丰富，出现了新的技术概念，如刘德海先生的右手“反弹”技术。其间具代表性的独奏曲有：《火把节之夜》、《诉------读唐诗<琵琶行>有感》、《春雨》、《渭水情》、《天鹅》、《春蚕》等，协奏曲有：《花木兰》、《祝福》、《春秋》、《乌江恨》等。

      此外，琵琶音乐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批的有关琵琶的论文及专著不断涌现。同时，几所音乐院校多年前就已开始招收琵琶硕士生，把琵琶的演奏、教学、研究提升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