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　关于音乐意境——访余其伟教授
录入时间:2012/3/30 22:57:00 来 源:中音在线     [音乐教程]    

　　王：当您把这种对人生悲剧的关切置于现实层面的时候，特别是置于您音乐艺术实践层面的时候，您是如何面对的?

　　余：这要从改革开放以后谈起。改革开放不久，西方各种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进来。特别是经典和流行音乐大行其道，似乎凡是搞西方的或流行的就显得很光彩。相反，凡是搞民族音乐的地位就低下。这对于我这个一直从事民族音乐的人来说，有着一种莫名的孤寂感。那时我30岁上下，在广东音乐尤其是高胡音乐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也有骄人的成就感。正是要向高一层面发展时，突然感到像掉进了人生的历史深渊。正象《哈姆雷特》中所说的：“是活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这时我面临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是继续搞民族音乐，还是改弦易辙?经过一番内心的撕斗，使我最终意识到，文化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音乐也无贵贱之别。钢琴、小提琴也好，二胡、高胡也罢，它们作为乐器，发出的音色，只是一个桥梁，是联系个体生命与自然、社会、人类历史的桥梁。这座桥梁帮助我们同宇宙自然对话，发生相互感应。这就是一种“道”的显示，“道”通过音乐传达出去后，再请求宇宙自然回应。所以，人作为个体生命同宇宙自然的关系永远处于一种不断追问和不断回应的循环关系之中。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一关系抑或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具体说音乐家、演奏家可以选择不同的乐器或音乐载体)与宇宙自然沟通，选择什么方式是由个人的本性或旨趣决定的，它不太具体地由时尚或现实功利所左右。

　　王：您经常讲到音乐上的技、艺、道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古代文献中，我发现最早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庄子认为：“道像音乐，道艺体合无间，道的生命进乎技，技的表现启示道”。与之相适应，他把音乐划分为“天籁之音”、“地籁之音”、“人籁之音”。事实上，他把音乐提升到一种本体论的角度在思考。不知道您对技、艺、道的关系有什么新的体悟?

　　余：在2000年庆贺我国著名音乐家、香港演艺学院王国潼教授从教40周年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我受邀写了一段带有评价性的贺辞，其中表达了“技”、“艺”和“道”的关系的看法，贺辞是这样写的：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大批的胡琴练习曲，它们的制订者不少是著名的演奏家、教育家和作曲家，王国潼教授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中国人的艺术活动一般要经历“技”、“艺”、“道”这三个层面，以王教授为代表的那批练习曲的制订者们，正是他们带领着我们整一代青少年，安然而又有声有色地度过了“技”这个层面，并指导我们趋向“艺”， 接近“道”。这一总体形势可以管窥中国胡琴这几十年来的基本流向，里头正好包含了王国潼教授的重大历史性贡献。这三者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在三者中，“技”是最低层面的境界，搞音乐的人，技巧训练非常重要。当技巧训练到一定阶段，通过技巧可以创造出一些艺术形象时就到了艺术阶段。一般艺术工作者到艺术阶段很正常，但很多人没有办法过“道”这一关。艺的境界是对技的境界的一种超越，这已经进入到审美境界了。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的人文涵养、文化审美要求和对人性的锲入。艺的境界是道的境界的入口，正因为如此，庄子提出“道艺体合无间”。道的境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哲学的、有道德的、有宗教的，有艺术的。从艺术的角度，道的境界就是对一种超形相的美的观照。但这种观照又要通过“技”予以显示，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道的生命进乎技，技的表现启示道”。我理解庄子以乐喻道，这里的乐就是他所说的天籁之音。这种天籁之音是宇宙中最和谐的声音。

　　王：印度诗人泰戈尔曾高度评价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中国人拿“默而不识”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中的节奏。这就是中国的美丽精神和境界。从中西音乐比较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境界的?

　　余：中国音乐境界的表现特点与西方不同，西方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中国音乐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和“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和合”精神的“幽美”。“幽美”这个概念可能是我的一个发现，即使是别人提到过，但我对它有自身的理解。我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是在1992年《文化参考报》发表的《心灵的净化》一文中。在文中写到：“诗人作者之心境与大自然之客境两相交融、欣然忘机。这实在是一种很幽美、很明丽的境界”。它与优美和柔美接近，但比其要深刻，有一种悠远的感觉。这种“幽美”可以把人带入千年时间隧道，融入到古人的心灵空间，体摸到古人默然、超然、怅然的情感脉动。我最崇拜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它是单旋律的，没有和声，没有惊天动地的音响，但非常“幽美”。她演绎出了生命的幽丽和无奈。

　　王：有的音乐学者在区分中西音乐美学不同时，提出中西音乐是两种不同的深度：中国音乐是一种深邃;西方音乐是一种深刻。能否说深邃就相当您说得“幽美”，深刻就相当于您说的严肃呢?

　　余：我不同意用深邃来表达中国音乐的境界或特点，因为它不免会被人们误解，很容易使人们同西方音乐的那种严肃联系起来。实际上，提出“幽美”的概念，是想说明在审美心理上“道”的不可言说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与佛禅有关，中国的佛教音乐是最“幽美”的，禅就是从我们生命哲学与艺术创造中提供了“幽美”的审美境界。

　　我：我的师兄黄克剑，也是我国具有原创精神的哲学家，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提出了一个“虚灵”的概念，这个概念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就相当于您提出的“幽美”，他创辟的价值形而上学就是专门研究诸如“道”、“灵魂”或您所说的“幽美”之类的价值现象的。

　　余：这个学科的建立很有意思，好像道家也有“清虚”之说，这些问题的确值得研究。

　　王：我曾经在讲中西文化比较时，形象地把西方文化比作乌鸦文化，即报忧多于报喜;把中国文化比作喜鹊文化，即报喜多于报忧。乌鸦文化是一种悲剧文化，这种悲剧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它预设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它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既然有罪，就应该接受惩罚;二是人生来就是要死的，每个人必须面对必死这个前提。生也好，死也罢，整个过程充满着无常或各种可能性的痛苦和恐惧。所以，人生来就是一场悲剧。西方文化中，无论是神话、戏剧、音乐，还是小说、诗歌、舞蹈，大都以悲剧结局;喜鹊文化是一种喜剧文化，在中国传统的艺术中大都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余：事实上，这种大团圆的喜剧是带泪的喜剧，中国人往往没有勇气正面面对人类本身具有的悲剧，这是民族性格中很灰色、不健全的心理。